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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宋鸿兵政治经济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11】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单色书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 %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9】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10】。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
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单-色-书器。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张嘉H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H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H,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H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H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H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H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H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H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H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H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H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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