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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宋鸿兵政治经济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抄底,获取暴利!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谁能控制银根,谁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银行的巨大威力。当汇丰银行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独立,则经济不能独立;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清政府金融高边疆的沦丧,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开端!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强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
据1878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一旦上海银根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全国。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有意收缩银根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根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交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上海市面,却被外国银行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并不到此为止,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 、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清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问题的要害是本位货单色书币白银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国际银行家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中国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白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没有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中国爆发的真正原因!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 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99lib.net,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单-色-书17】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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