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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边疆

宋鸿兵政治经济

2010年12月 于北京香山
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货币,却恰恰是解开众多历史困惑的钥匙,也是辨别今天现实迷途的指南针,更是发现未来康庄大道的望远镜。
随着“货币战争”系列图书的年轻读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给我留言,希望将“货币战争”的内容带入到网络生活中。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第一款金融网络游戏——“货币战争”系列游戏,让年轻读者在虚拟世界的酣畅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风云变幻。
带着这些问号,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熟知但却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国近代史。
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元印钞计划已经对世界各国货币“不宣而战”了,只要这种行为不停止,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就难以散去。
正当书稿进入杀青阶段时,某国领导人高调宣称,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一时间,“货币战争”一词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话题,各国政要、国际机构、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议论纷纷。2010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被称为“亚洲达沃斯”的“世界知识论坛”。作为来自中国的唯一主讲嘉宾,面对西方一边倒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舌战群雄”的滋味。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
恰如美国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所言:“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险些国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华文明自信心几乎彻底崩溃的一百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钱的意志和金钱的力量崛起和爆发的一百年!
当我围绕着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历史展开研究时,一条脉络日益清晰起来,那就是,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这一关键权力的觊觎和争夺,贯穿了整个欧美近代史。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风云变幻,将会得到一种类似X光透视的效果。原来,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
《货币战争3》将沿着金钱的主轴,逐步展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一幅幅熟悉的图像经过货币“显影液”的透视效果,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脉络风格。为什么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只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会失败?为什么蒋介石拿着苏联的卢布完成了北伐,却会突然变脸反共?为什么国共两党都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能够统一货币却不能维护货币主权?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诱着英国,却最终扑入了美国的怀抱?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皇权与金权之争?为什么日本军队总是发生“下克上”?为什么日本政变不断、刺杀成风?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最终走向崩溃,而共产党的人民币却能横空出世?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书中的观点难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从欧美各国金融进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调动的效率和安全。从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资金汇划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工具,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并最终回流中央银行的循环系统。
这些历史疑问迫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渐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影响力。而构成和行使货币发行权,则需要一整套体系和架构支撑,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货币发行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将这一体系称之为“金融高边疆”。
作者
这一轮国际媒体对“货币战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因为“货币战争”系列图书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居心叵测者们试图借机暗示是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对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以达到将祸水引向中国的目的,从而减轻世人对美元第二轮印钞计划不满的压力。不过,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美元的不负责任才是引发世界“货币战争”的根源。
研究和准备货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准备得越充分,决心越大,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以史为鉴,建立自己稳固的金融高边疆,就是在强化这种实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战略威慑力,才不怕别人发动货币战争。
货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远不如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地位显赫。人们往往熟知历朝历代帝王们的文韬武略,对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数家珍,文人墨客的诗歌趣闻更是代代相传,而货币却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货币在中国似乎是一门被久已遗忘的科学。
《货币战争》主要聚焦在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反复争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而《货币战争2》则重点关注欧洲各国围绕货币发行权的激烈博弈,是怎样塑造着历次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权力的形成与变迁。在这一长达6年多的“研究探险”历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几个疑问: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货币发行权的博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金钱的力量与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货币博弈与全球的货币权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用金钱的X光去透视中国的历史,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暗线就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在最近500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在推动东西方贸易的400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又是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金属,并将在未来美元日薄西山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金融与工业的双重功能。“物以稀为贵”乃是投资的天道,而白银完美地符合了这一原则。随着白银的日益稀少,其价值发现的进程将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展开,成为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不二选择。
这就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参照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进行体外循环这样简单,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建设,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工作必须与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达成预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见,也要管得着。未来,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只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效和可靠的监控,以确保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处于“合法”使用的范畴。
早在2007~2009年,当《货币战争》和《货币战争2》问世后,“货币战争”一词就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业周刊》、《沙龙》、西班牙《国家报》、印度《先锋》,以及罗马尼亚、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秘鲁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曾大量报道过笔者和“货币战争”这一新词汇。
在研究欧美和中日等国的金融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了3倍,总存款规模·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骗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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