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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血酬史观

吴思政治经济

访谈者:您思考的领域一直挺跳跃的,最近在写哪方面的文章?
访谈者:那你希望自己的发现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设想你站在一百年后,会怎么评判自己现在的工作?
访谈者:说到成本,很多人都很奇怪,您是怎么从一个认为人人都该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看起来冷冰冰的“计算历史学家”的。在你笔下连正义感都变成可以用数字考量的东西。
假设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我们心中发挥不高不低的作用,算30分。用口渴打比方,我渴到80分,你渴到90分,这杯水是我喝还是给你?这取决于我感受到的你渴的程度。你我是老朋友,我能感到你40分的渴;你我是陌生人,我可能只能感受到你的10分。虽然能从外在表现看出你渴到90分,但我会选择自己喝。但当喝下这杯水,我渴的感觉只剩下30分,对你的同情却达到40分,神经元激活程度的计算结果,同情心就开始喧嚣着催我把水给你。管仲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情心、正义感这种精神作用的强度与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正相关。如果我们有饭吃有水喝,心中不喧嚣而是相当平静,同情引起的那30分就很突出,显得你知书达理,充满同情心;如果你饥寒交迫,就只能抢吃抢喝,完全看不出你的礼义和同情。这其实是一直存在的计算,我只是如实描述它的运行。
很难清晰地描述吴思:一个老式的、温和的人;一个野心勃勃、毫不掩饰的人;一个希冀着再来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的人……还是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吧。
吴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影响挺大的,他的写法有点像《史记》,用几个人物拼出那个时代的特有场景,在当时读来让我耳目一新。但他的写法形象大于思想,让读者读完觉得好像认识那个时代的人,却又说不出什么来。易中天的书我看过一些,就那些部分而言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而且他不是纯讲故事,他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十年砍柴有一种史观上的追求,看过他的《闲谈水浒》,觉得他对历史的分析框架更敏感一些;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我看了前1/3,见解自然不错,但觉得他调侃的味道很浓,仅仅从风格上说,稍微有点不舒服。
吴思:最近在说市场,说《卖炭翁》,“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标题下四个字:“苦宫市也”。市场本来是自愿自由的买卖,但“手把文书”,念一个红头文件,给点钱,就可以把炭拉走了。根据当时的物价折合成人民币,“半匹红纱一丈绫”相当于760元;一车千余斤的炭,相当于1700元多块。念了个红头文件,1700多元的东西卖了760元,相当于打了四五折。从唐朝到今天,权力能抵的价格份额经常在50%左右。借用白居易的说法,我把这种权力介入的市场叫做宫市——皇权介入的市场;明万历年间一个版本把这“宫市”写成了官市,官权介入。中国市场自古就是官权侵入的市场,只有一些局部消费环节是真正的市场,一旦涉及原材料,涉及工匠的身份,涉及瓷器的样式,涉及买家的不同身份,它就变得复杂,至今如此,譬如金融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国家不断把矿收回,实现官家垄断,越来越官进民退。每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一次世界各国经济体的自由度,香港多年第一,欧美国家多是80分左右,中国52分,低于世界平均值的62分。
访谈者:我觉得您有两个突出于环境之处,一是您的文风,之前在《农民日报》,如今在《炎黄春秋》,整个的文字环境挺严肃的,但您的书却是很轻松的笔调。
访谈者:那写史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真正通过《史记》或者《资治通鉴》去了解历史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通过当下的讲历史的书来了解的,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历史普及性的写作?
月坛西街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可能是这时代硕果仅存的老式编辑部:处处都是书,杂志,来自四面八方的手写信,空气里有股子历史陈腐味儿,凉且潮湿。吴思就在最庞大的那纸垛里,起身向我们招手,又用老式的军绿色铁网暖水瓶,倒水泡茶。这暖水瓶市面上早已绝迹,放在这里,竟十分合衬。
理论上来说北京房价如此之高,利润如此丰厚,供给应该大量增加,使得价格降下来。但实际不是这样。政府用权力控制了土地供应。土地资源并没有市场化,或者说,土地仍在官市中交易。要改变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市场的纯度。即使政府依旧凭借权力分走一大块,如果拿这一大笔钱建廉租房,也可以改变现有的供求关系。另外好多人买房是为了回避通胀的危险,如果市场上投资途径增加,包括放开民间的金融,分流出部分资金,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高房价或许不至于如此过分。
吴思:这间办公室曾经有个老先生叫徐孔,我们的副社长,不久前去世了。徐孔替人打抱不平,结果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右派,前10年劳教,拿四分之一工资;后十年返乡务农,一分没有。受了这么大损失,两个月前徐老先生出了本书,叫《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生涯》,还说无悔。你想想同情心和正义感在他心里占到什么分量!圣人确实是有的,我们这里就有。但又必须承认这种人在全部人口中比例很低,实验经济学证明,这种人的比例相当固定,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似乎不足3%。
要是站在一百年后,大概会看得更清楚点:我就是那群人中的一员——他们曾是极“左”分子,经历了严重挫败后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找的过程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看到了某些正确的方向,最核心的就是如实面对真相,不被任何教条所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些规律,而后又走偏,想构建一种新的教条,但在新的教条竖立起来之前,他们做的一些事对后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我们每一个行为都跟历史的进程连在一起,让人天生的仁义道德良知获得满足,当下心安。
你说普及性的写作,假如一百人里面有十个能把历史故事写得好看,但能从历史里找到新发现的可能只有两个。我既然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好的事,那就别把时间放在很多人能做好的事上。时间这么紧,不能做二流的事,每次都应该做一流的事。
这就是我在社会形态上多走的几步,从政治状态到经济状况,还想再往下走,就是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毛泽东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也抛弃已久,好像是儒家复兴,但新儒学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西方舶来的一些思潮譬如自由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但它没有扎根,跟中国的历史不接轨,我就想第四步,寻找到一种核心价值观,它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自然发展,又顺畅地走到了现在的自由主义,把舶来品变成一个在中国有根的东西。
访谈者:是不是再往上,就到了信仰的层面?
访谈者:要消除潜规则需要什么条件?还是说在国内它是没办法消除的?
吴思: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都是有分量的,它们经常进入人类行为的计算。同情心和正义感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它们无可置疑地长在大脑中固定位置,同情心长在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叫F5的区域,那个区域有镜像神经元,它让我们有“同情心”:看到你快乐,我也觉得快乐;看到你被针扎到,我也感同身受地皱皱眉。当然你疼十分,我可能才疼两分。正义感则长在中脑系统的壳核和尾核上,叫鸦片报偿区,鸦片报偿区负责所有上瘾的行为,看武侠小说为什么觉得过瘾,因为正义得到伸张。这个区域让我们对不公正感到愤怒,对公正感到欣慰,哪怕我们个体不见得会从这公正中受益。
撇开这部分,即使在属于市场的那部分中,看得见的手很大,伸得很长,也很有力量。
访谈者:现在您的血酬史观有什么样新的发展?
曾经很多人都追求外在的意义,这固然不错,但外在的东西往往不可靠,不归你掌握。儒家有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当年鲁迅说,他看到一代一代人,年轻时都很有闯劲,最后却都跑到儒家那里去了。我也曾经不理解,后来发现儒家最核心的观念在于内心满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张载的《西铭》,被认为是儒家表达世界观最精彩的一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父母,我就在中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最后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我就顺势而为,做天命或造化让我做的事;死了我踏踏实实地死。人活到这个份上,那是真的找到归宿了。
吴思:写史对我意味着一种新发现。只有发现新的、同时跟现代相关的东西,我才会写。我特别享受有新发现的写作,写了开头还不知道结尾,一路不断地有新景象在眼前出现,笔下龙腾虎跃——“文思泉涌”这词儿比较弱,不足以形容文章逻辑的自主性和意外性。到结尾处,经常跟设想的大不一样,一路充满创造性的惊喜。
吴思:首先“血酬定律”有更精确的定义,而后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这两个工具去分析中国社会,认为吃血酬的人构成一个暴力集团,或者叫破坏力集团,可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它被遏制的时候生产力才能顺畅发展,这构成了一种新史观,我叫它“血酬史观”,用它去看中国历代王朝的演变,就会看到秦汉以来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官家主义”社会,是暴力集团打下江山后,选拔一批官员做自己的代理人,他们握有重权,形成一个“官家集团”;不仅政治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比如说一直有官市,还有民间的杂霸经济。官家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了,剩下的粗瓷大碗民间也要当成宝贝似的用暴力去争,形成一道道壁垒,整个市场被割得四分五裂。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一种既有官方暴力、又有民间暴力的杂霸经济。
吴思:对,当下中国人的信仰是缺失的,能不能找到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把中国人说的“天理”、马列主义说的历史规律和西方的上帝,包容起来,让人们一提到它就有敬畏感。我想了很多词,说它是“上帝”,多数中国人不信;称之为天理,这个词已经被糟蹋了;最后我找到儒释道共认的一个词:造化。它是可以做奖惩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次又是中国人所共知的、有灵性的。
我们应该正视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多数人”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不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要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承认这个事实,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政治制度的种种设计都要有所变化。
访谈者:这个起点是很坚固,但你怎么解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
不做二流,每次都应该做一流的事。
周五的黄昏,北京下着小雨。采访结束,他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站得直直的,右手举到耳朵的高度,说再见。
访谈者:有篇访谈文章提到,在香港地铁里你问别人找到归宿了吗,归宿是什么呢?你说归宿就是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香港是有的,但你还没有找到。我觉得中国文人一直很重这种归宿感,尤其您这代知识分子,生命经历密度特别高,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怎么看?
访谈者:现在最热的、存在官市的领域,应该是房地产市场吧?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政策试图平缓房价,但事实是房价不降反涨。
他的“潜规则”系统提出已经十年,2009年《潜规则》再版,至今销量三十多万,台湾地区也卖出了三万多,还被翻译成韩文。这个新造词在百度上的相关页面,从零变成了五千四百三十万。相对生僻的“血酬”,相关页面也有三十八万五千个。但他说,所谓名气,“是已经解决的事”。整个下午他都极为耐心,语气不变,语速不变,像一个虔诚的传道者,为了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力气不竭——他正在辛勤建设一个“血酬史观大院”:院里有栋六层的楼房,刚刚搭到四层半。这是个庞大的工程,他并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能建完,但还是“野心勃勃”:那一天,血酬史观会成为主流历史观;他正在做的,是“一流的事业”。
消除潜规则很容易,有独立的司法、开放的传媒和专职的人大代表就可以。
访谈者:那现代人应该怎么去理解“造化”这个词?
吴思:首先是相信善恶必有报应,即使你逃过了,你所在的群体也要承担这报应的结果。往深了说,外在的权威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心中的感觉。如果你畏惧造化惩罚,即使去做善事也无非是奴隶行为;如果你渴望造化奖励,即使做善事也近乎谄媚。造化灌注给人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你因造化赋予的天生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而行善,它满足了你对同情和正义的要求,行善本身即是报偿。那时每个人不必再为意义焦虑,当下心安。此外,每天我们都在参赞造化,每一个行为都跟历史的进程连在一起,外在的意义也是很丰满的。
访谈者:莫离
吴思:1996年我失业在家想写小说,写了三四十个开头都不对,就想找个简单的事来做,那就写历史。因为之前看过大量的史书,下笔就很轻松,带点嘲讽——对自己的嘲讽,对这个时代的嘲讽。我满心同情崇祯皇帝,可我受的教育全是阶级斗争,怎么能够同情皇帝呢?这么矛盾,只能自嘲。现在回想来,我当时已经跳出主流历史观了,嘲笑自己,其实是在嘲笑某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策略。
吴思:能消除,只要降低潜规则的受害一方的反抗成本——有独立的司法、开放的传媒和专职的人大代表就可以。譬如台湾地区《潜规则》的读者跟我说过,曾经台湾警察也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但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后,如果警察欺负百姓,这个百姓就给当地议员打电话,议员就发动媒体,兴高采烈地打上门去。折腾几回,警察就高度专业化了。议员为了拉选票,媒体为了博眼球,都会积极投身这件事,这种利害关系的设计让民众的反抗成本降低到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潜规则当然无处藏身了。但内地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最近的人大代表法,迫使人大代表只能是份兼职,那如果接到百姓投诉,他怎么有时间、有利益驱使打上门去?民众要反抗潜规则,只能上访——这个成本高得简直难以逾越。这个格局维持下去,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潜规则只会越来越严重。
吴思:儒家也讲因果报应。譬如五经之首《易经》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夫子也直接谈过报应关系,“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直”就是自作自受的恰当分寸,我觉得这是特别妥当的得、付关系。这样,“造化”就是最高的仲裁者和奖惩者,能包容天理、地理、物理和人的心理,它值得敬畏,它承载了现代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又跟中国历史上仁义名分最基本的概念相连。
吴思:我偶然看到一本书叫《神经元经济学》,汪丁丁主编的,用神经元讨论经济问题,立刻觉得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我一直想盖一座血酬史观的楼,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严格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的起点就是生命的起点,追踪起来就到了神经元,用神经元和其他生物学知识来做血酬定律的基础,把整个史观扎扎实实落在了科学基础上。
吴思:野心勃勃地说,就是建构起一种新的更加精确的历史观,用它来代替现在的主流历史观。形象地说,我想盖一个叫“血酬史观”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栋六层的房屋,现在盖到了四层半。盖完之后还得装修呢,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完。
访谈者:现在写历史的人很多,您怎么看待这些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历史的人?譬如黄仁宇、易中天,十年砍柴,唐德刚等等。
53岁的吴思在这间办公室里已经坐了13年,在这个可能是“地球上年龄最大的编辑部”(四个顾问均超过90岁,编委平均年龄80岁上下,编辑部人员的平均年龄一度超过70岁)里,他还是“小吴”。“小吴”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理智最冷静的学者”,写历史,笔下不是宏大场面的交叠,而是一个个冷冰冰的算式,计算出人命的代价。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精确度量的,包括人性中最为幽微难测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发表时间:《嘉人》杂志社2010年11月号
“潜规则”提出已经十年,2009年再版至今销量超过30万,从无人知晓到人人心知肚明,吴思用他的精准与冷静抓住了这个世界最隐秘又最关键的一线。十年后,他又有哪些发现?用了一个下午讲述,原来这些都与内心的安然有关。
他等着那场巨变的到来。
吴思:我没做过专门的调查,试着分析一下。首先内地的房地产有一部分直接被权力切走,公务员可以不到市场买房,直到现在还有变相的福利分房,凭借行政权力切下一块地不进入市场流通,再用行政权力找一个公司盖起楼房,然后制定一个“说得过去”的价格,按内部权力大小进行分配。
访谈者:提到因果,好像跟佛学很接近。
访谈者:你怎么想到要用医学上的知识去描述它的?
吴思: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最后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我”是否喜欢,是否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于我不断地受挫、不时还要写检查,戴着镣铐跳舞,别人看起来觉得我活得特惨,可我觉得这生活特别适合我,因为我戴着镣铐跳舞跳顺了,跳得炉火纯青,可以成为一流舞者,如果大家都摘下镣铐来跳,我就成了个三流舞者,我用全部的知识对付这个环境,也知道这个环境会提供给我内在、外在的双重意义。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经验。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检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潮流。
李刚向部下卖官,他在卖别人的东西。马德向李刚卖官,也在卖别人的东西。韩桂芝向马德卖官,卖的仍是别人的东西。至少在可以考证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之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海选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譬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来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刘少奇就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50多年之后,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发表时间:《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4月,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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