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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裂与扩张·三国

许倬云政治经济

南朝的整合工作,只在王导手上,有一些成就。王导是山东琅琊王氏的领袖,东晋建国以前,晋朝分封的亲王互相厮杀,弄垮了西晋,王导与他的兄弟们拥护当时分封在山东的亲王司马睿,帮助他在江东建立偏安的小朝廷。王氏一族是东晋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所以当时有“王与司马共天下”的歌瑶。王导的哥哥王敦,依仗兵力,对江东原有的地方豪强大族,颇不买账,而且还几乎要夺司马家的帝位。王导却是采取另一做法:对于江东地方势力,他尽力寻求合作,也许可为那些地方大族保持特权。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与当地大族,才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东晋时,当地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开拓了许多土地。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为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地方势力。整个南朝,这些地方势力都相当独立,不是南朝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每个地方势力自行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搜罗地方资源,自己维持自己的局面,中央政府只是一个空的架子。所以整个南朝的历史是既无治安也无繁荣,始终在将要崩溃的边缘,没法完成像汉朝那样整合的结构。汉朝建立的结构,到南朝只剩下外壳,地方分裂,各自为政,更别提光复中原了,否则以南方的资源物力,应该是可以统一北方的。
诸葛亮的CEO权力与他的继承者蒋琬、费袆是有很大差别的。CEO的制度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CEO,是因为他的诚信为大家所相信,大家相信他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滥用职权,也知道他定了一个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严而明,是他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严而明之后是诚与信,他时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也一定严加惩罚,决不宽贷。有人认为他是法家作风,不是儒家,在重整的时候,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他想将蜀汉的结构带回到西汉武帝后的结构,但是太困难,他做不到,因为蜀汉地方太小,犹如企业的市场太小,没有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维持那样的结构,更不用想与强大的竞争者争天下了。

诸葛亮的困难

但是为何南朝维持的时间比蜀汉要长久很多呢?因为南朝比蜀汉终究大一点,本钱多一点,而且南朝没有把很多的本钱放在争中原。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在戍守前线上花了许多力气,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南朝只以刚刚足够的兵力,防守长江以北;他们用的是和晁错一样的方法,驻屯在江北的北府兵是专业的兵,以就地生产、保卫家乡的方式,造了一道屏障。这种相当于屯田的养兵方法,费用不大。就因为本钱很省,所以南朝可以勉强维持存在。换句话说,不求好品质的产品,只要有一条线的产品够维持就算了。南朝只求防止北方胡人的侵犯,只管“安全”,至于繁荣、扩张就顾不全了。用企业作譬喻,如果公司有七八条线的产品,目前只能保住其中之一,让公司不垮,却不求改进,这是苟延残喘的办法。而南朝就是苟延残喘的局面。
诸葛亮只是整合了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他的愿望中,蜀汉整合成功的话,将来全中国的整合就可以按照蜀汉的模式。诸葛亮是一个强势的CEO,刘备相信他,后主阿斗当然更听他的话。在诸葛亮的经营结构中,内廷完全被删除,但是诸葛亮死后,内廷又死灰复燃。太监黄皓在后主的时代干政,但后主其实并没有内廷组织,只是黄皓等人在后主身边作祟。诸葛亮在世时,已有些问题。《出师表》中所说,宫中府中均为一体,赏罚不应当有差别,这一段话反映当已有了宫中不公的现象。诸葛亮死后,蒋琬等人撑不住黄皓干预朝政,逼得姜维不得不躲开。
诸葛亮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本钱不够时很难勉强做大生意。诸葛亮是受了时代的压迫,一定要以小本钱做大生意,他只好向市场屈服、向资金来源屈服。换句话说,本钱不够,借钱做生意,则债主卡死我。我的开拓是假的开拓,不是真实的开拓。诸葛亮靠他个人的信用去贷款,靠他个人的信用硬把产品押出去,仍是无法长久维持的。诸葛亮可佩,是因为他的使命感。使他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去做。在商业场合上,却是不能靠使命感办事,不能做形势不容许的买卖、形势不容许的扩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他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只求一线产品

由这个失败的例子对照汉朝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为了达到短期的目的而做的妥协,最后只会变成自己的负担。还是应该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未来的展望,看看所投注的本钱,是否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不能达到的话,只靠一次又一次短利的累积做本钱,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基本的结构既不稳定、实力又很单薄。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机会都是稍纵即逝。

南朝的整合

从诸葛亮到王导,从蜀汉到南朝,犹如一个公司崩溃后,要重组是如何的困难。因为这个结构崩溃得如此彻底,散户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不愿意让出任何资源,更不愿意接受整合,于是所有整合的努力都落空。物极必反,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汉朝,就有一个分崩离析的三国及南朝。地方势力太大了,犹如大公司瓦解,留下来的代理商只有做自己的生意,用小本钱经营当地的一些小买卖,不想再为公司分销货品了,当分销的利润比不上独立小户的利润时,他宁可公司只空有一个招牌,而可以借招牌做自己的生意。我想许多连锁店都有这样的问题:当连锁店做得不好的时候,除了个招牌,什么都没有。所以连锁店的总公司也只能收一点权利金,永远无法扩张,永远不能改造商品、开拓新市场,董事长或总经理都是空的名义而已。到了这个地步,任何一度风光的企业也无能力力了。必须等到另一种崭新的产品,以一个低廉的价格打入新市场,把连锁店通通打跨,这个新产品才能够重建新秩序。这个新公司什么时候出现呢?在隋唐,而隋唐的基础在北朝,不在南朝。

透视情况,判断形势

崩溃的后果是分裂,重整崩溃是三国时候的事情。讲到三国,就不能不提诸葛亮。诸葛亮与他的家人朋友们,在东汉已有乱象时,迁移到离首都洛阳有点距离的南阳居住。南阳离洛阳远到不必沾惹现实政治,近到消息相当灵通。此地人才多,学术风气活泼。在这一片肥沃的学术土壤,诸葛亮与友人们规划了汉亡以后怎样重整中国的方略。三国时诸葛亮三兄弟分别在魏蜀吴三处工作,都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在魏吴的名士谋臣中,也不乏他们的故交。可是他们这批人,大约只有诸葛亮自己能发挥才能,至少做到了安定四川的工作。自从《三国演义》流行,诸葛亮的形象是有智计通权术的军师。实际上,他是卓越的行政人才。他对于军事,也未必以智计见长,而是十分注意管理。所以,诸葛亮的敌人司马懿,对他最佩服的是行军安营有规矩——这是管理有方的表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推重的军事人才向宠,从来就不见赫赫战功,却是军事管理的好手。
这种做法,相当容易沦为东汉末年的情形,地方势力把持州郡,中央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你要当我的承销商就要守我的法,否则我宁可废掉这个承销商,这是他坚守的原则。所以诸葛亮无法把荆襄入川的精锐融入四川的地方势力,但是他可以让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作征伐中原的本钱。蜀汉由荆襄带来的老本虽然未在四川消耗,但人民会累,年岁会增,所以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就道出老人损折死亡殆尽,时不我予,非借重当地的新生力量不可。这个局面跟当年台湾地区蒋经国时代很像,老本亏损光了,大陆带来的军队与精英老去了,如果不与地方势力结合,就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情况也与诸葛亮时代一样,新生势力是垄断性的,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地方豪强垄断了当地政府。
诸葛亮重整汉朝结构的工作,只有部分成功,他只能用南中自己本身的势力开拓南中,与当初开发四川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手段开拓南中,使南中人宁可接受他,而不接受别人。他的信誉靠得住,他讲的话算数,南中的开拓使得蜀汉增加了人口、土地,也取得了南中的资源,使蜀汉增加不少力量。如果在开发硬的市场有困难时,可以利用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终究还是可以维持公司。但是这种软市场的维持是有限度的。在南中,诸葛亮永远无法重建汉朝的结构。南中地方豪杰的独立性比四川还强,他的“公司结构”是非常松弛的,即使诸葛亮多活几年,他也未必能有进一步的整合。

开拓疆域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筹划的大战略,原是以荆州与益州两支力量,钳形攻势,分兵合击,应能与曹操争衡。在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负气东征失败之后,蜀汉实力削弱不止一半,《隆中对》的大战略,已不易实现。正如企业界的竞争一样,两个对抗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实力差距太大时,即使有可以借力的形势,弱者也未必能讨得多少便宜。诸葛亮在四川的局面,实力太小,资源太薄,若不开拓新疆域,遑论北伐中原,连拖延生存,也不容易。因此,诸葛亮非得向南进展不可,这是避开硬市场,先取软市场的策略。商战中的弱者,若能从软市场先赚足容易钱,再以此本钱,向强者挑战,争夺硬市场。诸葛亮在刚够喘气的时间,翻山越龄,五月渡泸,深入今天的滇缅地区,也只是为了取得南中资源:马匹、铜铁……以及南方的兵源。他也开发凉州,取得羌人支持,也搜罗像姜维这样的人才。

强势CEO

诸葛亮自己的本钱太少,必须与当地豪杰结合,因此并不铲除他们的势力。为了开发新市场,诸葛亮找了许多合伙人,合伙人和股东不同,要求合伙人和要求股东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他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与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又少,如要重建汉时的政府结构,在缺乏本钱又要应付巨大开销的情况下,非将就当地的势力不可。他就以合伙的方式与地方合作。诸葛亮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其情形很像包办特权自负盈亏,如同公司有许多承包的分销站,承包政府的法令,也为政府收税,也为政府维持地方的繁荣。但承包的地方势力一定也可以得到相当大的获益,其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即是要保证他们在整个政府结构中,拥有一定的力量与位置。
诸葛亮看准了有可以借力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被毁掉了以后,他要重新找回机会,机会却一去不复返了。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长不只是要决策,两个人都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透视情况、判断形势,不能意气用事。刘备的意气用事,是为了感情,为了他的义弟关张的冤死。诸葛亮不计成败,鞠躬尽瘁也是为了感情,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以诸葛亮的才能,若能一心一意顾全已有的局面,放弃争中原的大买卖,只做重整四川的小买卖,统一做不到,四川的安定繁荣还是可以做到的。从重整四川做起,吸纳当地的贤才管理四川的事,也使得四川的地方豪杰接纳外来的贤才,诸葛亮未尝不能重建政府。以四川偏安之局,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如果苦撑到晋朝初期出现大混乱的时候,蜀汉未尝不可以卷土重来。这是在一千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势。可见巩固自己的基础,接受自己的实力,野心不要太太,真正高明的赌徒是累积小胜成大胜,而不是孤注一掷——这个是稳扎稳打的办法。
南中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南中高度地方化,中央根本管不着,也收不了税。基本上南中为蜀汉所用的时期相当短暂。蜀汉以后一直到南朝,南中都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并没有完全整合。南中未能完全整合于中国本部,地方势力只好自己维持生计,就像一个公司分裂成许多小店,小店也只能供给小市场。这是南中的局面,也是四川的局面,因为四川最后也没有办法真正整合入中央的体系。事实上在南方崩溃以后,长江以南一直没有办法整合,南朝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体系,正如一家没有产品的公司,只是一个假公司;没有整合的王朝,这个王朝也是假的。

结合地方豪杰

曾国藩训练替手的观念,在李鸿章身上完全得到印证。一个能训练替手的人,就可以随时离开。曾国藩在太平军平定之后,就立刻解散自己的军队,不让自己成为拥有私人军队的将领,这样的胸襟怀抱后来的军阀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而他回到中央政府后,以及在担任直隶总督时所做的事情,总是私下注意某一项事业由某人管,有一人能够接下去工作,事业就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终止。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不贪图自己独占,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19世纪中叶,一次又一次,中国在战场上面临洋人的洋枪大炮而一筹莫展。在打太平军的将领中,第一个对洋人的枪炮轮船有很深感受的大臣是胡林翼。胡林翼是曾国藩的朋友与支持者,当曾国藩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胡林翼负责后方支援。胡林翼在长江岸看到外国人的轮船逆水上驶,疾如奔马,速度与载重量都不是中国的木船可以比拟,当场就受到极大的刺激,认为将来中国的大患,不在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在外力的侵犯。曾国藩在作战之中,取得经验,也了解到一定要用洋枪洋炮,才可以打赢战争。所以湘军尽量取得外国武器,甚至雇用外籍的雇佣兵。英国军人戈登及美国军人华德,都曾参加上海之战,后来也参与其他的战役。这些外籍雇佣兵的作战方法和使用的枪炮,都使得湘军的将领们印象深刻。所以他们在一步步改组自己部队时,也都模仿洋人军操,购买洋人武器。
李鸿章是曾国藩训练出来的人,他在曾国藩的幕府底下做事,跟着曾国藩学习,直到后来让他自己招募部队,才建立了淮军。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尽力要使中国几个重要的省份近代化:北方是直隶,南方是两江,在华南是两广。这三个地区,在太平军平定之后,由曾、李及其同僚分别建立了国防工业,在上海有江南造船局,在南京有水师学堂,在福建有马尾船厂,北洋有现代装备的北洋军,湖北也有现代装备的新军,这些都是国防工作的新事业。他们办航运、办兵工厂、办钢铁厂、办电报局、开电灯厂、开煤矿、开铁矿,从曾国藩到张之洞,这一批不同地区的人员,都为了同一个理想,要做好近代化的工作。
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
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最后的盛宣怀,他们在东南、华南、华中的洋务推动工作大多用官督商办的模式。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些企业的规模并不大,但在开创之初,也不能算小了。由无生有很难,由小变大就比较容易了。曾、左、李、盛等人开创的事功,要从没有章程、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市场结构之下,办成这些事业,的确不容易。调动民间资源,也要有相当的办法,一方面商人指望将来的利润,甘心参加运作,另一方面劝募参加股份的士绅商人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褒奖,例如,一个虚衔的官职,满足募集股份有功之人的虚荣心。
近代化的财源从哪里来呢?政府没有钱,历经几次赔款,政府已经相当穷困,光靠厘金也不够了。海关税不在中国手里,自庚子之乱之后,中国的海关税是由外国人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把这些花钱的洋务办好呢?这些洋务大臣的办法是收集民股,调动民间的资源,用官督商办的名义,公家发动一个事业,由当地的绅士与商人包去经营。这种买卖当然不会亏本。最初清朝的办法是买洋枪洋炮来装备军队,这些洋务大臣则是想自给自足,除了武器以外,将制造、矿冶、运输、交通、通信……所有配套的设施,一一办起来。这些配套的装备大多是跟民生工业有关系的,也有相当的利润,所以要招收民股事实上并不困难。
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这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
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
曾国藩:《原才》
洋务工作,实际上是无中生有,将中国的现代工商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相较于德国、日本及俄国等举国致力投入近代化的情形,中国投入的人力财力,都不够大,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缺憾。但是整体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这一分意义是相当值得纪念的。
相对而言,李鸿章就不如他了。李鸿章也培育人才,比如说盛宣怀。不管盛宣怀人品如何,今天仍然有许多争议,但是盛宣怀是个能干的人。李鸿章训练盛宣怀作为他的接班人,使得许多洋务工作可以进一步地展开。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以下,中国一直有一群所谓技术官僚的存在。这批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当年办洋务,到抗战前的资源委员会,抗战期间的美援会,以及后来台湾地区由美援会改成的“经合会”、“农复会”、“经建会”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些技术官僚,也就是有事业知识的人在做事。中国的金融业、工业、交通业,基本上都是靠这一代又一代的人做出来的成绩。一代一代,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化。追溯源头,这些人才的根源都是从曾国藩要找替手的观念上发展出来的。
从打太平军的事业,曾国藩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大规模的长期军事,这些经验并进而延伸到他功业里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在太平军打完,捻军也平定下来了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批人又着手进行另一个工作:中国的军队近代化、国防近代化。由此,曾国藩等人将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途径。
太平天国跟捻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主要任务是与洋人谈判的外交工作。当时的天津教案,他为国家受了许多批评,却宁可自己委屈,也不愿意惹起战火。因为他觉得当时中国没有和洋人交战的实力,所以宁可多赔钱、受委屈。由于当时办外交深受刺激,他更认为中国自立图强非办洋务不可。
曾国藩这批人开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局面,这局面以洋务为名,但事实上并不只是模仿西洋而已。这一运动的意义是在中央政府管不着的范围里,地方找到了自己可以用的力量;利用这一新的力量,构成了新的结构(新的军事组织、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权力结构),使得原本的王朝不得不被这新的结构代替。民国成立,事实上只是继承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留下的结构。
不克以己之所向,
曾国藩另外一个长处是他不贪财。左宗棠也不贪财。李鸿章是有一些财富,但是和他经手的财富相比较,也没有到离谱的程度。李鸿章在投资中也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得到了不少利润。他并没有卖官,或是将国家的公款纳入自己口袋。盛宣怀倒是假公济私为自己图了私利。以曾和左而论,他们都是相当干净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儒家学者。李鸿章书虽读得不错,但他是个官吏。盛宣怀却不是学者。真正是学者的人,他由学问上得来的良心,应当是维持他不贪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培育接班人

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辄曰天下无才,

曾国藩的办事精神

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
人的方面,湘军、淮军都是由农村里招募农民,来自本乡本土,并没有向外募集。这些人立了军功,可以因为军功而上升,在作战中又可以得到财务上的支持,也就等于一种雇佣兵。湘军、淮军人数不多而作战精神旺盛,与一般征兵征来的普通充员的作战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长官曾国藩组织军队是为自己的理想,而他的部下参军则是为了感情、为了保乡,成为雇佣兵之后,又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部队人数不多,也不够专业化,却能够在战争中训练自己,成为一支相当不错的精兵。
从秦汉到明清,这一个长系列的王朝,我们以曾国藩做一个殿军,来说明一个名臣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留下了什么重要影响。曾国藩能掌握到前人没办法掌握的资源,能调动前人没办法调动的资源,他不但能看到资源之所在,更能利用这些资源去开拓新的事业,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企业界为例,曾国藩由本来生产的范围,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范围、完全不同的市场,利用完全不同的资源、完全不一样的结构,才造就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曾、李之辈,能够成此功业,也有一定的条件,因为那时中央衰弱,地方强大,他们才可以开展力量。同时,由于他们留下的基础,使中国的东南、华中与华南,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革命才能够在这些地方发轫,而致成功,使得几千年的帝制王朝终于转变成为民国。
曾国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肯找接班人,并不恋栈。他曾经说:要做大事情,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要找替手;等到我不能做事情的时候,谁接替我做下去。这一找替手的观念,相当重要。很多大人物总觉得舍我其谁,做到了一个岁数,还是继续做下去。这些大人物,总是振振有词:没有人接手,非得自己做下去不可。这种想法是一种自我期许,是自负,也是自私。这种人物的罪过是他没有训练别人接手。曾国藩就非常注意培训人才,他招揽人才到幕府做参谋的工作时,就时时观察人才,加以训练。他最早的合作伙伴左宗棠,就是他罗致训练成的一个人才。左宗棠在功名上不过是举人,但是他非常有才华,后来帮胳宾章做事情。等到湘军有了规模,曾国藩请左宗棠在浙江也组织一支部队,由南边进攻太平军。左宗棠是曾国藩提拔的一个重要助手,另一个提拔的人才是李鸿章。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原本是一个并没有什么特殊声望的年轻学者,但是,曾国藩看出这个人胆大、心细、有魄力,曾国藩就特别培训李鸿章,后来还派他去组织一支淮军。李鸿章最后真正继承了曾国藩的工作,在清朝晚期支撑大局。
而翻谢曰无才,

掌握资源为国家做事

接下去再说曾国藩的办事精神。曾国藩有一点值得表扬的,是他坚毅不拔、不屈不挠的“挺”劲。他自己说过,他做事有一股挺的精神,挺,就是挺住、挺下去,挺得过要挺,挺不过也要挺,就是要挺过难关。他是不是受过考验?是不是都能挺过呢?有一次在安徽跟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因为战略错误而大败,损兵折将,他的好友也阵亡了。曾国藩气恼自己,投水自杀,看来他的挺劲也不是完全真正实现的。从水中被救起来后,他发誓从此以后要挺下去,不管艰难困苦,不管多大困难、前途茫茫,都要熬下去。做大事业的人,一定要有坚毅的决心,绝对不能中途停顿下来。一旦中途停顿下来以后,前面的一切努力,全部化为乌有了。
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这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世上许多大企业往往犯了这个毛病,许多大www.danseshu.com企业的创业者没有替自己训练真正的接班人,有人训练自己的亲属或子孙,但是并不成功;也有人自负太深,只想部属互相牵制平衡,而不想让这些人接替自己的工作,到了最后企业垮了,只剩下旁人的惋惜。

近代化的财源

军队近代化

彼自尸于高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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