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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生死突击队

何建明纪实报告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你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快把病人弄走呀!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在抗击非典的硝烟中,多少人用心、用爱、用生命、用灵魂共同修复共和国首都的尊严和创伤。
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乎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胞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妈”那种感情,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你不害怕?”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呆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噢呜呜……”苗先生绝望哀号,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现实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呆在家里,“呆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的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住医院确诊为SARS。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去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保持清醒,为他稳定身体,为他恢复理性,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涓涓雨露。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的艰巨任务。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叩拜。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拿什么保证呀?”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是。我是满街跑了……”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儿之后,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地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叮铃铃——”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和恐惧。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抚慰着受伤的灵魂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如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倾力采访,快速发稿,在第一时间为《笔会》独家采写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从5月底至今已连续发表了六篇,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一个作家六篇报告文学,这在文汇报历史上也无先例。在今天编完最后一篇文稿时,我们代表广大读者向作者付出的艰苦劳动致谢。www•99lib•net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回不回家管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八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队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灾难正把一个坚强民族的承受力验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七十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呼喊,让天地动容。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SARS这个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是SARS。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操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其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个女患者家。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呆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三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便离开了人间。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住医院又确诊为SARS。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锁厕所的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半夜里不能狠命敲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不停地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文汇报编后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在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毒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他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没有回答她。
这是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现一丝亮光。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此刻,老人的那双浑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节有礼地耐心说: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时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在雍和宫附近。”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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