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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何建明纪实报告

6月中旬,在北京“双解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丁丽新所在的实验室考察,当了解到这儿所做的SARS实验及成果时,惊喜万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机构像你们做了这么多的SARS病毒实验,也没有做得这么快,这么有成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口中的这些“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的评价,是对丁丽新和她同事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另一个战场的热情褒奖。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哇,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SARS之所以让全人类恐惧,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其它对付它的手段。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成功进行的血清病毒实验结果,为在目前条件下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74岁高龄的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在抢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时不幸感染,像他这样高龄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SARS患者的康复血清治疗,要想逃脱死神几乎是件天方夜谭的事。丁丽新告诉我,姜教授用的正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于某的康复血清。当人类对付SARS袭击的一切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摧毁它时(现在所用的治疗均只是支持性疗法),丁丽新和同事们所进行的SARS病毒实验成果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女检验师的脸上放着光,而这种喜悦的光芒只有经历了劫难逢生的人才会绽放和漾溢。

“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

“当然有,好几次非常危险,差点丢了小命。前年我还有过一次险情,那次还把我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了儿子。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我还拿儿子的血清做了分离,发现他传染的正是一种我正在实验的病毒。要不是采取措施及时,那我们母子俩就危险了……”女检验师的脸上有些暗淡。
“你与病毒恶魔战斗了十几年,就没有过被击倒的情况?”
我的主人公丁丽新,年纪轻轻,美丽清秀中带着几分纤弱。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儿子。丁丽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她的怀抱,即使上学了,还是她天天接送,顿顿饭菜伺候。如此温柔贤惠的女人本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当年她选择的志向是与病毒打交道。她从事病毒实验工作已经十几年,主攻呼吸道传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我可能回不来了。”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在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应急中心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我爱人他是搞学问的,正在学术步步有成就时,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他才不到10岁,从小没有离开过我,难道真的我就这样……我不敢往下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那就等于让SARS这个恶魔跑到我们的指挥部里来放下一颗大炸弹!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就赶紧坐起来,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我把事情经过一说,问所长现在怎么办,我半天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急得直跺脚问他怎么不说话呀?所长终于说了: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长又非常低沉地说,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沈壮是CDC应急中心主任,他在这次整个北京抗非战斗中一直冲锋在最前面。他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条硬汉。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异常阴沉,这反倒让我感到自己没什么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我问跟不跟家里人说,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太为难了,怕我丈夫和孩子听了还不急死嘛!不说吧,一旦我出了事,作为单位领导日后可怎么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们为难,便说还是我自己跟家里说吧。可真要让我跟家人说时,我难住了……我说什么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6月19日上午,我穿着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裤,没有戴口罩,什么预防都没有。我要独闯一下那个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说不下去了。
走出SARS病毒实验室,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在将它默默地献给眼前这位清秀俊美的女检验师的同时,也把它献给她的那些勇敢、辛劳和充满智慧的同事们。
再往三楼走。右拐,向前十几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就这么些东西!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数字,一起记住“丁丽新”这个名字吧!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坐在操作台前。后来小林博士见我一直不出来,也实在忍不住进了实验室。我们两人又配合着一边观察战况,不时又清洗培养板,再分批接种新病毒细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击败了另一个SARS病毒!”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更令我意外的是:参与决定这场与SARS恶魔决战成败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注意观察,看到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写着“流感病毒实验二室”八个字。

“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

但谁也想象不出就在这间“331室”房间内,我的主人公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较量啊!
丁丽新告诉我,从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到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学与病源学实验,细胞培养数百次。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我们这位美丽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检验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SARS病毒先后进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斗!这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谁也不可比的伟大而壮丽的战斗篇章!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去,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恶魔老巢要简单得多: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台仪器外,还有一个大冰箱。视线反方向还有个能够观察到“SARS”的操作台,这是站在门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就像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一样,病毒也是在不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和新出来的,绝对都不是些孬种,一定是对人类具有特别的杀伤力。”丁丽新说。
“可我知道……”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SARS魔巢!我终于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紧张。
“暂时吧?”
“不许这样说!”
“不许进来!”当我靠近那个敞着门的“331室”时,突然被里面那个穿着防护服的大夫严厉警告道。
机会终于来了。
“不,也许是永远……”
SARS,流感病毒?对也,非也。估计那是块挂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实也没错什么,SARS本来就是属于流感型病毒嘛!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丈夫天天给我打电话,每一次电话总是打得特别长,他是在监听我咳不咳嗽。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副所长刘海林和沈壮主任,他们俩天天专门过来陪我一起吃饭。要知道当时我们市控防中心上上下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我被病毒感染可能就非常危险,而且会祸及整个CDC指挥部系统的工作人员。可刘海林和沈壮偏偏来陪着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安慰我,关心我。可我是搞传染病毒实验的,我知道SARS的厉害,尤其是我直接接触的是已经致命的一例SARS病毒呀!刘海林和沈壮是专家,他们其实比我更清楚这种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每次吃饭时见他们俩,我就赶他们走,可怎么赶也没用。我一个弱女子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我急得真想骂他们,但骂也不行,因为他们有意在朝我笑。沈壮还说,丽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献给你。我听了沈壮的话,忍不住泪水汪汪。沈壮是我们CDC的应急中心主任,从北京出现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两个来月时间内,沈壮几乎接触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现场。他的体内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运气好,自身免疫力强,所以没有被SARS击倒。他和刘海林,还有小林博士,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特别是小林博士,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他跟我在一起时连口罩都根本不戴。我说你别这样,如果我传染给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长缨是全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位招聘的‘海归’高材生,我要传染给了你还不罪加一等?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丁姐你是美丽女神,一切魔鬼见了你都会吓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点事,那我们都会毫不留恋地跟着你走……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CDC领导和控制所的同事们给予了我最坚定和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的行动给了我无比力量,后来我甚至对所长这么说,我说大家都在研究对付SARS的各种途径,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有病毒人体试验。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个难得的人体试验。所长听了跳了起来,说‘你疯啦?’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心话,可我看我们CDC的贺雄副主任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那段时间抗非前方特别需要病例实验,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虽然与同事们在生活环境问题上隔离了,但实验室的事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领导们劝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说反正这个样了,闲着也是闲着。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爸爸有事回不来,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我一想离家的日子太长了,儿子就这么个要求,我该满足他。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发觉不到10岁的儿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这是丈夫特意给我买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东西,可那时我连试都不能试一下,或者也许永远就没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伤感地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家。但一回到单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想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时连轴转,我就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丁丽新跟普通百姓一样,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今年2月份听说广东那边出了一种叫非典的呼吸道病,当时我们北京市CDC应急中心把我和细菌实验室的几个同志叫去说了这事,大家讨论北京怎么对付这种可能传染过来的流行传染病。当时我提出最好找个病毒来做实验。可由于北京当时没有SARS病例,我们只能等待机会。2月份3月初也做过几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离,但都没发现什么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们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的贺雄同志突然过来对我说: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这回来真的了,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啊!”

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么样。它真的就不能让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我抬头看到一块牌子很醒目地写着五个大字:特殊工作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未经批准,请勿入内。我一乐:此地此处,怕是怎么请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的啊!只有我——一个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嘿嘿,再傻我也不会这么随便进去的嘛!心想:大夫,请你们放心。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
20万服早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我们要订5千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领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作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营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黎明时刻,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一天半,就一天半时间!”一位市领导告诉陈济生,小汤山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必须一天半内全部运达,没有商量余地。
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操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人家要200万预付款。”
这时,满堂哄抢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帖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
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它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地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它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作家何建明为本报在第一时间采写的、记录北京遭遇和抗击非典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自6月6日在“笔会”刊出第一部分以来,已连续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读者朋友中得到热情的反响。在我们接到作家传来的第四部分并开始编发之际,获悉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消息,北京抗击非典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人,谁不能体会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
“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倒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领导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促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防护服:从几百套到200万

“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元!五毛钱一斤土豆现在变成5元一斤!”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在恐慌中见什么信什么。
要命啊!
在这个时刻通过作品重新回顾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难平。
“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货给我发到北京!”
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
SARS把过了几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对所有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不宣而战的SARS,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不能延误!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还好,是劳累所致的普通发高烧。
这回是真的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装置,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六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市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焦急和期盼。
“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八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十万火急!
“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当了。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时,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经历的战斗内容。
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件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它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我运到北京、送到医院、给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去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得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谊。)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嘘嘘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双手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下可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妙!”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又一个紧急会议。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传言。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
这位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成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单位和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库”,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睁眼醒来时,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
“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装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贴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平时,抬手举足都非常得体的“京城女药王”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能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气咽。

4天半30辆救护车

防护服太需要了!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批成批的倒下啊!”陈济生泣不成声。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当年林巧稚大夫给她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
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噙在眼眶内。
“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改手工抓方煮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空有虚名。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比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七点左右到北京。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整午夜12点。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临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将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难得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要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人民的生命。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市商委“158”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
“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话。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日夜不停,开足马力。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以往的备战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我们也要1万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那个嘛!”有人提出不同意,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抓药给我们!”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胜利他们求助。商委的“158”会议室此刻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防守战斗”——好几名指挥部战斗人员突然高烧不止,又咳又吐,吓得商委领导脊梁骨发冷。SARS进入指挥部,岂不全盘皆输?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辆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上好的东北好大米!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
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是一位年轻的副市长。
“8千,我们要8千服!马上就要!”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它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
日供20万副!领导下令。
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两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就用传真!我签字!”
“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们的性命啊!”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国泰民安,伏唯尚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向全国、全世界订购!”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锤定音。
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儿。
“你这位同志说得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文汇报编者按:
“妈的,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
“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一天半就一天半!这回陈济生不哭了,她咬紧牙关,豁出命干。她知道这时候叫屈喊冤也没人搭理。市领导和张工他们为解决呼吸机,甚至连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驻华的使馆都敢直接“照会”了。
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凶神恶煞。
“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互相扯着胳膊,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
“给我们订1万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向陈济生报告。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
“对方答应说行。”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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