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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救命的“八味方”

何建明纪实报告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成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单位和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库”,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睁眼醒来时,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互相扯着胳膊,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
“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装置,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
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临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将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难得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要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人民的生命。
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以往的备战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给我们订1万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话。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下可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六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这时,满堂哄抢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对方答应说行。”
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两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胜利他们求助。商委的“158”会议室此刻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防守战斗”——好几名指挥部战斗人员突然高烧不止,又咳又吐,吓得商委领导脊梁骨发冷。SARS进入指挥部,岂不全盘皆输?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抓药给我们!”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它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这位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我们要订5千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
“妙!”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又一个紧急会议。
平时,抬手举足都非常得体的“京城女药王”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
“人家要200万预付款。”
要命啊!
还好,是劳累所致的普通发高烧。
“一天半,就一天半时间!”一位市领导告诉陈济生,小汤山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必须一天半内全部运达,没有商量余地。
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件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
日供20万副!领导下令。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十万火急!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
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是一位年轻的副市长。
“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装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就用传真!我签字!”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批成批的倒下啊!”陈济生泣不成声。
黎明时刻,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贴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
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那个嘛!”有人提出不同意,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防护服太需要了!
“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倒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领导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它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地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它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
“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促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妈的,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SARS把过了几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对所有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不宣而战的SARS,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不能延误!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在恐慌中见什么信什么。
“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
“你这位同志说得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领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作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营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一天半就一天半!这回陈济生不哭了,她咬紧牙关,豁出命干。她知道这时候叫屈喊冤也没人搭理。市领导和张工他们为解决呼吸机,甚至连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驻华的使馆都敢直接“照会”了。
作家何建明为本报在第一时间采写的、记录北京遭遇和抗击非典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自6月6日在“笔会”刊出第一部分以来,已连续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读者朋友中得到热情的反响。在我们接到作家传来的第四部分并开始编发之际,获悉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消息,北京抗击非典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人,谁不能体会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
20万服早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市商委“158”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
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向陈济生报告。
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辆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上好的东北好大米!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
“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八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儿。
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七点左右到北京。
“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
当年林巧稚大夫给她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元!五毛钱一斤土豆现在变成5元一斤!”
国泰民安,伏唯尚飧!
“我们也要1万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凶神恶煞。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整午夜12点。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噙在眼眶内。
文汇报编者按: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防护服:从几百套到200万

“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们的性命啊!”
“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货给我发到北京!”
“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当了。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时,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经历的战斗内容。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帖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
这回是真的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
“8千,我们要8千服!马上就要!”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比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在这个时刻通过作品重新回顾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难平。
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空有虚名。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能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
“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它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我运到北京、送到医院、给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去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得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谊。)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

4天半30辆救护车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向全国、全世界订购!”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日夜不停,开足马力。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锤定音。
市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焦急和期盼。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操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传言。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气咽。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嘘嘘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双手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改手工抓方煮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此刻,老人的那双浑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锁厕所的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乎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胞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妈”那种感情,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地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快把病人弄走呀!
在抗击非典的硝烟中,多少人用心、用爱、用生命、用灵魂共同修复共和国首都的尊严和创伤。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没有回答她。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拿什么保证呀?”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这是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
灾难正把一个坚强民族的承受力验证。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在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毒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他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节有礼地耐心说: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时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保持清醒,为他稳定身体,为他恢复理性,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涓涓雨露。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
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
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呆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抚慰着受伤的灵魂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和恐惧。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的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半夜里不能狠命敲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不停地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操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噢呜呜……”苗先生绝望哀号,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现实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呆在家里,“呆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
“你不害怕?”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如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叮铃铃——”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住医院又确诊为SARS。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是。我是满街跑了……”

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回不回家管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现一丝亮光。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去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其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个女患者家。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呼喊,让天地动容。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倾力采访,快速发稿,在第一时间为《笔会》独家采写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从5月底至今已连续发表了六篇,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一个作家六篇报告文学,这在文汇报历史上也无先例。在今天编完最后一篇文稿时,我们代表广大读者向作者付出的艰苦劳动致谢。www•99lib•net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呆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的艰巨任务。
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儿之后,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叩拜。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你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八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队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文汇报编后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七十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是SARS。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SARS这个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住医院确诊为SARS。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三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便离开了人间。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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