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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瘟疫之源

何建明纪实报告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怕不怕的问题,只是想从病疫角度应该留下这种患者的病菌体,以便带回去让检验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我也不知道这SARS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沈壮说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当初他到“毒王”嘴里掏咽拭子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登”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赶快抢救!”刘清泉大夫和同事们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急救,那一刻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不下六七个……李某的心脏缓缓地恢复了跳动,但呼吸仍然极度困难和衰弱。刘清泉为其上了呼吸机,而患者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没有一种现代战争武器比空气中的病毒袭击更令人恐怖。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北京不该接受不公正的指责。
沈壮说到这儿,几度语顿。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
“当然做的。”沈壮介绍说,后来他们对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进行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了解到以下情况:——与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个香港旅行团,其中8人传染上非典或成为疑似病人;有4名台湾客人在这架航班上传染;——航班上有两名空中小姐被传染,她们是内蒙古民航工作人员,因此她们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SARS传染源之一;——该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传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长。此人又于3月17日到泰国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从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经严重发烧咳嗽,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外国人,正是后来死在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患者、国际劳工组织的派克?阿罗先生。那位副司长坐在B号座位,阿罗坐在A号座位,成为真正的“亲密接触者”(很奇怪,这架飞机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没有患上SARS)。沈壮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副司长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广东非典”,所以他一上飞机就比较注意用手和纸挡着咳嗽与透气,但派克?阿罗先生和他太“亲密接触”,则是显然的。阿罗先生是外国人,他从泰国回来就医自然要到平时专为外国人就诊的地坛医院。据了解,北京市最初没有将地坛医院列为非典指定医院,由于阿罗的出现和抢救阿罗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医务人员的传染,地坛医院也被列入后来的“非典指定医院”,并成为在收治众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场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罗从泰国回北京的时候,他乘坐过一辆出租车。而后面要叙述的那位经常到机场接客的出租车司机王某在几天后出现高烧,又成了一位奇异的“毒王”!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关注。在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是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东直门医院的付出的代价比302医院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结束生命时,该医院的医务人员便有人出现发热高烧现象。护士姚小姐是第一个感染者,当日被送进自己医院的隔离室,次日转到佑安医院。在姚护士被确诊患SARS送进佑安医院当日,又有七名医生倒下……
沈壮当即与本单位的黄大夫两人一起赶到东直门医院,在急诊科他们看到了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但北京没有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袭击。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可恶的SARS夺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这位母亲怀着对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儿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时间,女儿便死了,而且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国。这些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天天在埋怨着那个曾经让她多么向往和敬爱的北京。
信息的阻隔,使刘清泉大夫和东直门医院乃至整个北京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沈壮很快恢复情绪,继续说道:“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说李某的尸体装在8号大铁柜内。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后,我们发现这具尸体上没有标死者的身份,任何标志也没有。刀大夫说,这不符合解剖尸体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赶紧找医院的人来认,看太平间的一个老头,远远地站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嚎着嗓门说,没错,就是他!刀大夫阴着脸看着我,说你决定吧。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死者没有身体标志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错了,采集的标本也失去意义,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危害。鉴于上述情况考虑,我决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尸体放入太平间8号铁柜。”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的写作有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动作。
王某出现的日子是3月25日。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与SARS的厮杀,正是一场这样的决战。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20日得到李某死亡报告后,沈壮提出要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和取样。
“到过广东香港没有?”刘清泉从急救室出来,一边擦汗一边问李某的家属。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沈壮与东直门医院领导和刘清泉大夫等根据李某病情,紧急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随访。

2003年3月1日,301医院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荣耀,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有我们肩并肩的照像和数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为证。说实话当时我不是心里没有顾虑,但我是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这是怎么啦?”医务人员中出现了恐慌,庞大的东直门医院在一条条传言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开始倾斜。
虽然刘清泉大夫此时也不知非典为何物,也未诊断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于敏锐的医学职业习惯,他没有放跑李某,而是让他在急诊室输液观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顿升,呼吸困难,最后导致心脏停跳。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俩,面面相觑。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本文发表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这一天应该是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沈壮还没有来得及对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个头绪的筛理,3月16日,晚上九点多钟,沈壮接到东城区“CDC” 报告,说所辖的东直门医院向他们报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区“CDC”扛不住,让沈壮他们去。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单色书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
“患者上午11点半左右到我们这儿门诊,那时X光片呈现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点多钟,X光片检查结果成双肺炎。到晚饭时就不行了,我们刚刚才把他抢救过来,现在仍处在昏迷状态。”急诊科主任刘清泉,一见沈壮他们赶紧把情况作了介绍。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有人把发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战时期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袭击北京,远比“珍珠港事件”惨烈。
历史可以记住这个时间:2003年3月1日,苍天刚刚拉开自己的大幕,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
当日晚上,王某觉得自己不舒服,便开车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16日,东直门医院

于某的一家

大约11点左右,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主任刘清泉大夫给李某作了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李某年岁已是七十多的高龄,刘大夫的初诊无论在技术和情理上都并不见误。更何况那时“广东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仅是个遥远的病势概念。就连刘清泉这样的急诊专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解放军302医院就在前三四天里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被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这一天他刘清泉在给李某就诊时,302医院的一名优秀医务人员已经死于非典传染。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北京是无辜的。
“他刚从香港回来。”坏事了!刘清泉虽然在这之前从未见过SARS什么样,但从有限的听说中猜想到这个李某十有八九是传说的SARS患者了。医院的电话迅速打到东城区CDC,之后也就有了沈壮他们的出现。
东直门医院出现的病例让京城老百姓开始知道SARS这只狼真的来了。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SARS使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然而当时的东直门医院或者说在整个北京与SARS搏杀的殊死战斗中,广大医务人员发扬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们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生命在构筑一道保护广大市民的长城,后来上面又要求他们为“减少死亡率”而战。因此,医务工作者在整个战斗中成为高危群体是一种必然。
调查开始了。据家属介绍:这位70多岁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回北京的。在飞机上李某就觉得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症状,晚八点来钟从机场进城后直接到了某医院。此医院的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结果李某就开了点普通药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烧不断,家属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香港传染上了什么病?这一问让李某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可不,自己在香港时到过威尔士医院看过正在那儿住院的哥哥。那威尔士医院听说出现过非典传染,是不是我也传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头越发不安。吃完早饭,他就坐立不安地打听附近什么医院中医水平好些。家里人听说东直门医院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随后匆匆送他上了东直门医院。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与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过向上级写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北京本来也是个干净的城市,一个健康强壮的城市。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RY SYNDRP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让救治她的医生们心如刀绞,不敢直面。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处在战斗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发起攻击。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某又两次心脏骤停。肺器功能的严重衰竭,同时导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这是SARS袭击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对那些抵抗能力差的并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SARS袭击时很快死亡,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经过前后72小时的抢救,SARS还是夺走了李某的生命。后来据我对重症专家的采访了解到,像李某这样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抢救,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
2003年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这里召开,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沉浸在一个特殊的春天里。谁也不曾想到,SARS在“两会”召开之前已悄悄潜入古都。
“东直门医院的失守还在继续之时,我们CDC人员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袭击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机王某的出现。”沈壮把手中刚点燃的大半截烟掐在了杯子里,说。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传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注: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不久前她以“徐丽”的化名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后话。)
会议结束后,沈壮还做了一件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个”的事——他走进病房,敲开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签从他的嘴里采集了一份咽拭子。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在那里,沈壮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袭击设防并不多的东直门医院,是SARS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医院方面尽了当时他们所能想的回应,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将李某单独隔离治疗,也给医务人员配发了口罩和防护服。“可那时的这些防护东西非常简单,而且都是平时我们用于对付普通传染病的口罩和防护服,哪知道非典病毒传染强度那么大。再说也奇怪,当时我们想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口罩和防护服,竟然也找不着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东西。”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感叹地说。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沈壮对没能将李某的尸体进行医学解剖十分遗憾。“因为李某基本上是个大家通常说的毒王,对其尸体进行病理解剖,采集其标本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惜……”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打的冷颤”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我们一起默默静坐,以男人独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烟头,猛烈地抽吸着。而此刻我们的内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荡……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东西,而且你是从李某这样的‘毒王’嘴里取的咽拭子,当时你不怕?”我问。

“我的妻子确诊非典了……”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采访陷入暂时的沉默。
“但李某传染给最多的人群还是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沈壮说到这里,这位刚强的汉子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们医院从接收李某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出现一批批的医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我一听是东直门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刘清泉的声音。清泉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在抢救李某的日子里成了朋友。‘你怎么啦?’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且伴着轻轻的哭泣,便心头一下紧了起来。‘沈壮,我们是不是朋友?’刘清泉说。‘还用问?快说,到底什么事?’我急着问他。‘我妻子已经确诊非典了……’刘清泉说到这儿便哽咽得说不上话。我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我知道清泉在医院和他同事面前绝对不会掉眼泪的,也绝对不会用这种乞求的口吻跟人说话的。作为朋友,作为共同奋战SARS的战友,我当时忍不住责问他说:‘你怎么能回家呢?’我想说的是,你刘清泉是知道SARS厉害的呀!清泉在电话里诉说道,其实他没有回家,而且那几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抢救李某的战斗还在进行,而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倒下时他怎么可能回家嘛!在一个个同事发烧确诊为非典时,清泉他也感到了体温在升高。可他看到医院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向别人说,他硬顶着。他凭自己所有的医学知识和在抢救李某过程中所了解的一些SARS情况,他判断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发烧的(后来证明他就是这种情况,可他忽视了另一个情况——他在SARS一线,接触的毒素太多,他的身体里也确实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适的那两天,感到嘴干舌燥,于是给妻子说他想吃点稀粥。动完乳腺癌手术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医院。见丈夫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喂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帮帮忙把她送到佑安医院好吗?’清泉再一次哭泣着乞求我。当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你放心这事我来办。于是我迅速与佑安医院联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清泉的妻子转到目的地。那些日子里,清泉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爱人。正好这时的佑安医院由于接收大批患者,一线医务人员不够,清泉说让我去吧,我有些经验。清泉后来真去了,他两头跑,一边是自己东直门医院处在大面积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边是妻子在内的大批确诊病人在佑安医院处在生死线上。可是苍天无眼,清泉的妻子最后还是走了,30多岁,身边留下一个8岁的男孩……”
“22日我们去医院准备进行尸体解剖。但医院没有来人。我只好向市卫生局请求支援一个专家来,因为我毕竟没有做过尸体解剖,总不能胡乱给人家破肚开膛。后来地坛医院的刀大夫来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实。一把好刀,可这把刀在那天没有用上。”沈壮说:“我们到医院后,医院给我们提供的条件是太平间外面的一间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锈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块石地板上磨了起来。那时还天寒风急,我心头感慨颇多。一句话:有点儿心酸!”
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传染非典患者。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里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

3月25日,一个更大的传染源

“我的直感是这例SARS对北京防治和专家研究这一病因很有用。我们首先做家属工作,人家考虑了半天,说解剖可以,但必须重新将尸体缝合完整。这是自然的事。于是经过申请,21日我们就把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事告诉给了医院方。开始希望有专业人员来做,但考虑医务人员还不懂SARS这个病的传染性,所以我就主动提出参与解剖工作。可这时的东直门医院内部已经出现严重恐慌心理,再者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腾出来顾及已经死亡的李某尸体解剖一事。这时的东直门医院每时都有医务人员在倒下。
“你们后来对李某进行没进行流行病调查?”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在雍和宫附近。”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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