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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何建明纪实报告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在雍和宫附近。”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嘿嘿,再傻我也不会这么随便进去的嘛!心想:大夫,请你们放心。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数字,一起记住“丁丽新”这个名字吧!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丁丽新跟普通百姓一样,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今年2月份听说广东那边出了一种叫非典的呼吸道病,当时我们北京市CDC应急中心把我和细菌实验室的几个同志叫去说了这事,大家讨论北京怎么对付这种可能传染过来的流行传染病。当时我提出最好找个病毒来做实验。可由于北京当时没有SARS病例,我们只能等待机会。2月份3月初也做过几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离,但都没发现什么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们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的贺雄同志突然过来对我说: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这回来真的了,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我爱人他是搞学问的,正在学术步步有成就时,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他才不到10岁,从小没有离开过我,难道真的我就这样……我不敢往下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那就等于让SARS这个恶魔跑到我们的指挥部里来放下一颗大炸弹!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就赶紧坐起来,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我把事情经过一说,问所长现在怎么办,我半天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急得直跺脚问他怎么不说话呀?所长终于说了: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长又非常低沉地说,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沈壮是CDC应急中心主任,他在这次整个北京抗非战斗中一直冲锋在最前面。他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条硬汉。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异常阴沉,这反倒让我感到自己没什么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我问跟不跟家里人说,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太为难了,怕我丈夫和孩子听了还不急死嘛!不说吧,一旦我出了事,作为单位领导日后可怎么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们为难,便说还是我自己跟家里说吧。可真要让我跟家人说时,我难住了……我说什么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我的主人公丁丽新,年纪轻轻,美丽清秀中带着几分纤弱。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儿子。丁丽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她的怀抱,即使上学了,还是她天天接送,顿顿饭菜伺候。如此温柔贤惠的女人本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当年她选择的志向是与病毒打交道。她从事病毒实验工作已经十几年,主攻呼吸道传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可我知道……”

“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

“不许这样说!”
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么样。它真的就不能让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丁丽新告诉我,从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到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学与病源学实验,细胞培养数百次。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我们这位美丽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检验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SARS病毒先后进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斗!这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谁也不可比的伟大而壮丽的战斗篇章!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坐在操作台前。后来小林博士见我一直不出来,也实在忍不住进了实验室。我们两人又配合着一边观察战况,不时又清洗培养板,再分批接种新病毒细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击败了另一个SARS病毒!”
“暂时吧?”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SARS,流感病毒?对也,非也。估计那是块挂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实也没错什么,SARS本来就是属于流感型病毒嘛!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再往三楼走。右拐,向前十几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我抬头看到一块牌子很醒目地写着五个大字:特殊工作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未经批准,请勿入内。我一乐:此地此处,怕是怎么请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的啊!只有我——一个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哇,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SARS之所以让全人类恐惧,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其它对付它的手段。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成功进行的血清病毒实验结果,为在目前条件下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74岁高龄的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在抢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时不幸感染,像他这样高龄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SARS患者的康复血清治疗,要想逃脱死神几乎是件天方夜谭的事。丁丽新告诉我,姜教授用的正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于某的康复血清。当人类对付SARS袭击的一切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摧毁它时(现在所用的治疗均只是支持性疗法),丁丽新和同事们所进行的SARS病毒实验成果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

机会终于来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应急中心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在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6月中旬,在北京“双解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丁丽新所在的实验室考察,当了解到这儿所做的SARS实验及成果时,惊喜万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机构像你们做了这么多的SARS病毒实验,也没有做得这么快,这么有成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口中的这些“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的评价,是对丁丽新和她同事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另一个战场的热情褒奖。
6月19日上午,我穿着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裤,没有戴口罩,什么预防都没有。我要独闯一下那个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丈夫天天给我打电话,每一次电话总是打得特别长,他是在监听我咳不咳嗽。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副所长刘海林和沈壮主任,他们俩天天专门过来陪我一起吃饭。要知道当时我们市控防中心上上下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我被病毒感染可能就非常危险,而且会祸及整个CDC指挥部系统的工作人员。可刘海林和沈壮偏偏来陪着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安慰我,关心我。可我是搞传染病毒实验的,我知道SARS的厉害,尤其是我直接接触的是已经致命的一例SARS病毒呀!刘海林和沈壮是专家,他们其实比我更清楚这种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每次吃饭时见他们俩,我就赶他们走,可怎么赶也没用。我一个弱女子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我急得真想骂他们,但骂也不行,因为他们有意在朝我笑。沈壮还说,丽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献给你。我听了沈壮的话,忍不住泪水汪汪。沈壮是我们CDC的应急中心主任,从北京出现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两个来月时间内,沈壮几乎接触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现场。他的体内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运气好,自身免疫力强,所以没有被SARS击倒。他和刘海林,还有小林博士,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特别是小林博士,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他跟我在一起时连口罩都根本不戴。我说你别这样,如果我传染给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长缨是全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位招聘的‘海归’高材生,我要传染给了你还不罪加一等?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丁姐你是美丽女神,一切魔鬼见了你都会吓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点事,那我们都会毫不留恋地跟着你走……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CDC领导和控制所的同事们给予了我最坚定和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的行动给了我无比力量,后来我甚至对所长这么说,我说大家都在研究对付SARS的各种途径,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有病毒人体试验。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个难得的人体试验。所长听了跳了起来,说‘你疯啦?’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心话,可我看我们CDC的贺雄副主任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那段时间抗非前方特别需要病例实验,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虽然与同事们在生活环境问题上隔离了,但实验室的事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领导们劝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说反正这个样了,闲着也是闲着。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爸爸有事回不来,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我一想离家的日子太长了,儿子就这么个要求,我该满足他。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发觉不到10岁的儿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这是丈夫特意给我买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东西,可那时我连试都不能试一下,或者也许永远就没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伤感地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家。但一回到单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想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时连轴转,我就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就这么些东西!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但谁也想象不出就在这间“331室”房间内,我的主人公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较量啊!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不,也许是永远……”
更令我意外的是:参与决定这场与SARS恶魔决战成败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注意观察,看到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写着“流感病毒实验二室”八个字。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女检验师的脸上放着光,而这种喜悦的光芒只有经历了劫难逢生的人才会绽放和漾溢。
“你与病毒恶魔战斗了十几年,就没有过被击倒的情况?”
“当然有,好几次非常危险,差点丢了小命。前年我还有过一次险情,那次还把我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了儿子。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我还拿儿子的血清做了分离,发现他传染的正是一种我正在实验的病毒。要不是采取措施及时,那我们母子俩就危险了……”女检验师的脸上有些暗淡。
走出SARS病毒实验室,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在将它默默地献给眼前这位清秀俊美的女检验师的同时,也把它献给她的那些勇敢、辛劳和充满智慧的同事们。
“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就像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一样,病毒也是在不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和新出来的,绝对都不是些孬种,一定是对人类具有特别的杀伤力。”丁丽新说。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去,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恶魔老巢要简单得多: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台仪器外,还有一个大冰箱。视线反方向还有个能够观察到“SARS”的操作台,这是站在门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不许进来!”当我靠近那个敞着门的“331室”时,突然被里面那个穿着防护服的大夫严厉警告道。
“我可能回不来了。”
SARS魔巢!我终于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紧张。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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