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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事还多着呢!然而那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其实都是恐怖下的非好玩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永远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事!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当时北京有人传出吃人肉能防非典的话,那么整个北京城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杀戮!是的,凭我所掌握和观察到的当时的灾情及灾情之中人们的变态精神世界,这样的事绝对可能发生。好在我们的当局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保持了最低弱的清醒和理智。
他说,他必须每天上班,每天早晨8点乘40分钟的公交车去上班,他在那一段时间感到艰于呼吸。有一天,公交车上只有3个人,司机,卖票员,他。三个人,三个口罩,各怀心事,谁都不说一句话。他说:那个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他说到许多为生存不能停下脚步的人穿行在空荡荡的长安街感到的压力,说到那些天一个人回家后从里到外对自己进行消毒,消毒水把白衬衣洒上了黄点的惊悚……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但我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是最宝贵的,把它记忆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奇怪而好玩的事还多着呢:比如当时北京城内的人相互残杀的事都出现了——如果发现你这一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比如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事”:你出了城、到不了外地。如果你偷出了城,你就可能被追杀。如果你逃到了某外地而被人发现,你就会被轻则关起来,重则砍碎了活埋……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无奈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十余天。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敢留宿他,更没有人敢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和让他搭车乘车。结果是他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人找不到,家里人不认识他——他像一个野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当时的模样。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它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瘫痪整个城市,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迷漫。生活在这个拥有近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灾难的出现。

《文汇报》编者按: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像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从今日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开始为本报独家撰写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将以第一时间陆续推出。这也是由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委组织的作家赴抗非第一线采访和写作活动以后问世的首部作品。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顾得过来想一想它就过去了。
这段时间,北京牵动了全国人的心。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我的采访是唯一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事有条件进入灾情患区和核心指挥层采访,特别是有条件直接接触到北京市非典防预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及相关会议。我曾经在当时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在我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写了就会有“苦头吃”。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都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根本没事儿。比如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在春季各医院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其总人数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是: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何建明 补记于2013年春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城里人的钱的农民们,这会儿他们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城里人跑到他们那儿躺免灾情,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几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全部包在里面,进出只有两个门口,门口设有岗哨,而且佩戴着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一听说是北京城里来的人,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赶。
——比如说,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走到北京来的患者,她带着一声咳嗽,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查不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病源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也同时出现了:整个医院、整个单位、整个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了恐慌,开始了无数好端端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文学家们理解为“非常典型的病”。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让人活不成!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地段的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巨型大坑,说是“为了防止北京城里开过来的汽车”——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在这个地方只能往回走。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其实不很恐怖,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开篇语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昨天的事——我们似乎则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非典十年祭

在编辑部和北京的联系中,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几乎北京所有朋友的状态都是令人放心的,大学与文化单位多在这段时间采取了灵活的上班安排。他们处于紧张但有理性的安居状态。这种放心一直持续到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北京电话: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在整个社会里通体常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太影响人类的生命和城市的命运了!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阵……之后的十年里,那位年轻的下台了的市长其命运一直不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翻身,而当时代市长的新市长则一路好运,政绩辉煌。让我们记住他俩的名字:孟学农和王歧山。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防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此?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作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弱小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的非典发生算是对我们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没有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曲——苦难和死亡还会早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不可磨灭的大山,永恒地屹立在星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丝云烟,在填满欲望的人的心里很快消失。
对真实的寻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其中蕴藏着我们尊奉为第一性的价值。
真实的声音让我们震动。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仍然有许多细节和感受在我们的体察之外,我们的首都北京到底经历了一次怎样彻骨的阵痛?这场灾难的垂直深度到底底线在哪里?在我们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在我们获得解脱之前,还需要倾听一些什么?
2003年春的中国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面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们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将彻底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无处躲藏的这座古城,生活在自己与自己设下的恐惧的天地之间。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地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可笑: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的艰巨任务。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噢呜呜……”苗先生绝望哀号,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现实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呆在家里,“呆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是SARS。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其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个女患者家。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
“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去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这是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你不害怕?”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三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便离开了人间。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呆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锁厕所的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呆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叮铃铃——”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七十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如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半夜里不能狠命敲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不停地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儿之后,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住医院确诊为SARS。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文汇报编后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倾力采访,快速发稿,在第一时间为《笔会》独家采写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从5月底至今已连续发表了六篇,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一个作家六篇报告文学,这在文汇报历史上也无先例。在今天编完最后一篇文稿时,我们代表广大读者向作者付出的艰苦劳动致谢。www•99lib•net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和恐惧。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呼喊,让天地动容。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快把病人弄走呀!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操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没有回答她。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的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地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你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节有礼地耐心说: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时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是。我是满街跑了……”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保持清醒,为他稳定身体,为他恢复理性,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涓涓雨露。
“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拿什么保证呀?”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八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队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回不回家管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此刻,老人的那双浑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在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毒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他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现一丝亮光。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住医院又确诊为SARS。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乎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胞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妈”那种感情,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SARS这个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

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抚慰着受伤的灵魂

灾难正把一个坚强民族的承受力验证。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叩拜。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在抗击非典的硝烟中,多少人用心、用爱、用生命、用灵魂共同修复共和国首都的尊严和创伤。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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