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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吴晓波政治经济

3.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正是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还有人记得虞洽卿吗?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还有人记得穆藕初吗?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还有人记得张公权吗?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还有人记得郑观应吗?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记得卢作孚吗?那个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的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另外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仅仅过去了100年,我已经很难从实物上目睹到当年的光荣。
正是为了解答上述这些问题,我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后,鼓足勇气,溯源再上,开始重新梳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百余年的中国企业史。史海茫茫,我出发去打捞沉睡在水底的记忆碎片。因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中国企业史在传承上支离破碎,几无传统可言。它好像一张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图,一切都混乱不堪,某些篇幅遗失了,显得残缺不全。
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把酒临风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欣喜若狂。我常常感动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消云散而黯然神伤。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名言写了一篇前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像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
本书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我还试图在大历史的转折时刻里,寻找到企业家们的身影和声音。
甚至,我们该怎样评价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他们仅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团白灰的恶商丑辈吗?
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30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未来30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
这种现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如同地火一样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暴发,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无法令其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我们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地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是在无限地接近。就好像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谬和徒劳的。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
我想,这真是一系列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与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像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
白吉尔式的好奇,并不是唯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正砸响门环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作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像海平线尽头那个缥缈的风帆远影。

“化石”残存,商脉已断。一部企业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运河,我们能否清淤接续?
在国贫民穷的时刻,是怎样的资本和人才组合启动了“洋务运动”?在慈禧出逃、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时候,南方的商业繁荣是靠谁保全的?当立宪浪潮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谁保卫了市井的稳定?在五四运动的口号声里,谁是广场背后的支持者?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谁一度管理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日本军队悍然侵华的时候,又是谁保住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和转移了国家的最后一口元气?
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2.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大门口的陌生人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像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国家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显然,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30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态,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上,静视运河的沉默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中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旋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长廊贯穿春秋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像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厂和棉纺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在与白吉尔会面的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此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先施开业一年后,在它的斜对角出现了另一家六层高的百货公司永安,它的建筑立面用圆柱与贴壁方柱墩做装饰,给人以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感觉。外墙采用汰石子饰面,陈列窗口采用进口大玻璃,是上海大玻璃橱窗的先例。它也有一个屋顶花园和高耸和塔楼。除了1至4层的百货商场外,其他楼层还设酒楼、旅馆、弹子房、跳舞厅、游乐场和戏院,其模式类似后世的Shopping Mall。
1914年,上海南京路的路上被铺上了藜木地砖,“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首童谣传唱沪上。也是在这一年,南京路、浙江路口的西北角开始兴建一座七层高的大楼,它的建筑具有异域的巴洛克风格,底层设骑楼式外廊,外廊内设大橱窗,二、三层间用爱奥尼克立柱支托三层以上部位的弧形出檐;四层为铸铁阳台,五、六层为双扇窗。东南转角立面的六层顶部盖一座摩星塔,基座设大钟,屋顶有花园。这座大楼盖了三年,1917年10月,先施公司开业,这是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
先施与永安的开张,是上海繁荣年代开始的标志,南京路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商业街”,其商脉衍续至今未绝。1926年,先施公司一个叫刘锡基的经理另辟山头,在先施的旁边建成了南京路上的第三家大百货商场新新公司。1936年,又一个叫蔡昌的商人在新新公司的西首开出大新公司。
先施的创办人马应彪(1864-1944)早年远赴重洋到澳大利亚做劳工,有点积蓄后就做起了水果铺生意,40岁那年他回到香港,开出了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当时的商场面积只有500平方米。马应彪创出了很多第一,如首创了商品标价和“不二价”制度,售货一律开发票,首创了从业人员每逢星期日休息制度,还首次破例雇佣了女店员,这在当年都轰动一时。在香港首创成功后,他北上创办了上海先施。
富有传奇性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四大百货公司,其创业者的祖籍竟都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香山。在近现代中国,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它诞生了最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三人、最早的留洋学生,以及显赫一时的“百货四子”。
四个香山老乡在上海滩上做同一份生意,互相竞争起来却毫不留情,也因此留下无数精彩的商战故事。先施原本要盖五层,后听说永安是6层,于是硬是临时加盖了两层,永安也不示弱,当即决定在屋顶加一个“绮云阁”,先施自然咽不下这口气,马上又加盖一个“摩星楼”。有一年,先施推出优惠礼券,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它将香烟、酱油等几类热销商品的价格订得很低,永安就暗中派人拿了现款分批去吃进先施礼券,再以礼券全数购买香烟、酱油,这让先施很是吃了一个大暗亏。1936年,面积最大的大新公司开业之际,先施等三家公司先是联手威胁国货小厂,不得向大新出售产品,否则就集体停止向这些小厂进货,及大新开张之日,又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将部分热销商品的价格订得很低。大新则大打薄利多销的广告,它还向厂商定制了独特规格的大新香皂、大新衬衫、大新雪茄,这已是一种很超前的零售模式了。在大新开张的一年后,永安盖成了一幢22层的高楼,再次成了群雄中的领先者。
“百货四子”争相辉映,把一条南京路闹得花枝招展,国际媒体称之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大批外省豪门大户、地主逃进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人口激增,商业畸形繁荣。1945年之后,内战爆发,因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无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四大百货商场遭遇抢购潮,到1949年春季,除了永安,其余三家相继撤离上海。
永安公司的创办人郭乐(1874-1956)、郭泉兄弟也是在澳大利亚开水果铺的,他们跟在马应彪后面亦步亦趋,1908年创办香港永安,10年后也到上海,在先施的对面开出了上海永安。永安经销商品一万多种,其中八成为世界各国的高档商品,号称“统销环球百货”,一时竟有“销金窟”之称。郭乐还挂出了一幅霓虹灯制成的英文标语“Cust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几乎是“顾客就是上帝”的翻版。
新新和大新的创办人刘锡基和蔡昌(1877-1953)都是先施的旧臣,他们与先施、永安比邻竞争,竟都有后来居上的朝气。新新自行设计、自行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因电台的房子四周是用玻璃隔断的,俗称“玻璃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广播这个重要消息并播放革命歌曲。最后出现的大新公司更是咄咄逼人,它楼高十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是四大百货之冠,蔡昌还率先引进了自动扶梯和冷热气管,开张之日,因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卖票进场以控制人流。大新游乐场布置精巧,内有“天台十六景”,同时开辟京剧、话剧、电影、滑稽、魔术等节目的演出。
新中国建立后,四大百货公司命运各异。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东亚饭店等使用,屋顶花园的纳凉晚会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睐。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东路479号。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后称“华联商厦”。新新公司则从此歇业,原址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楼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20世纪80年代前,这里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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