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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复苏:别好了伤疤忘了痛

朱敏政治经济

经济复苏,信心真的是黄金么?关于经济复苏的问题,很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您也曾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代价很大。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是什么?“复苏”二字,应该怎样定义才科学?
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所在。在强大的挤出效应下,“铁公基”对货币乘数效应尚产生不了太大影响。货币乘数效应是依赖民营经济借到的资金,包括财政开支、政府的一些信贷投入,进而产生一些放大的效应。而如果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则能产生的放大效应会非常有限。现在已经能够看出来,放大效应在民营经济领域很少。最明显的现象是商业旅行市场,商住的酒店、旅店,在过去半年甚至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进而反映出背后的一个现实,即真正做贸易的经济活动减少,说明实体经济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斯蒂格利茨:在这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形势下,中国很难免会受其影响,但中国可能会经受住危机中最严重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庞大,也在采取一些很有力的措施。我想这些都可能会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但中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使减缓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我想目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这一次的经济衰退要严重得多,因此中国的经济减缓要显著得多。
对中国来说非常有意思的是,并不只是居民的储蓄,因为居民的储蓄只是稍高而并不是特别高;而反常的是企业部门收入过高,它们的利润过高,而且企业的储蓄率过高,从而导致工资水平过低。那么,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且通过帮助工人建立更积极的工会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使得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很好地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使得中国的投资非常高,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供应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失衡的,出口也进一步地失衡。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通货紧缩以及相应宏观经济的危险。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关于市场扭曲的问题。
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钱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投资的,有些投资也会对邻国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一个国家进行的刺激往往会对邻国或者全球产生影响。现在过多的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供应和需求上,而对国际供应、需求照顾不多。在进行这些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要需求平衡,要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要在确保追求负债表平衡上的努力不要得到削弱。因为我们通常过多关注于负债,而不是关注与整个负债表平衡的状况。刺激措施也必须关注长远需求,而不是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这是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的。另外,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同时必须要对微观经济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创造就业。倘若有一个好的判断刺激措施的标准,美国的刺激措施就不是特别好,太少、太晚了,而且其中大多以减税的形式出现,它对经济的刺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现在公众对这些数据其实也是怀有疑问的,长久来看,总会带来一些泡沫和负面影响,也会对未来产生信心上的透支。
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中国将采取措施,减轻出口困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中国的两千万农民工失业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两千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我觉得,认为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是不现实的。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保持经济的活力,为失业人口提供社会保障。但真正的挑战是将用于复苏经济的财政开支用来推动经济的重新调整,比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所提出的,争取创造社会环境更加稳定的经济、创造型的经济,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改变经济的架构。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有些人认为经济危机的第二波影响到来了,认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事态有可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经济衰退在持续,刺激计划并不足以帮美国走出危机,因此经济的下滑趋势有可能持续。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会很有限,但我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保持乐观态度。
中国经济“希望它好,准备它坏”。
全球经济复苏中国角色重。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将会担当怎样的角色,发挥多大作用?
陈志武: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数据。尽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方面的压力,而不断往数据中注水、做一些手脚。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我觉得,复苏更多地要从GDP增量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它的增量是大于零,总体上不再变成负增长,那就说明它从低谷反弹了,这就是复苏。当然,可能有人把复苏定义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个比较高的标准。现在看来,短期依赖7万亿信贷刺激经济,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亿贷款的去向。
据我了解,像一些外资企业,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存在虚假成分,因为出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倡信心就是黄金。如果真实数据被公布出来的话,不是打击信心嘛!因此,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2009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好像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的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信心就是黄金,前提是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假的。虚假的信心等于是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夸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资和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
斯蒂格利茨:美联储扩充了其资产负债表,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目前还没有通货膨胀的直接风险,因为需求非常低迷,所以风险在通货紧缩上。但将来某个时候,经济复苏之后,这么多的流动资金会使通胀压力迅速增加。美联储希望大家相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他们将非常谨慎地将那些资产和流动资金取出来,经济就会稳步运行。虽然他们以前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而且他们购买的资产要比他们以前通常购买的短期国债流动性小,因此想扭转趋势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将会出现潜在的通胀和汇率的风险。如果人们非常担心以上这些风险,政府可能会发行更多的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担心这一问题的人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化债券规避风险。
陈志武:长远来看,我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本人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对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回首过去30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经济、法制还是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改革的趋势应该得到肯定。所以,从增量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很乐观的。尽管短期之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人们从类似金融危机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从长远而言并不是那么悲观。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人类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态度,进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机,促使社会进行一些制度上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说,危机尽管会给社会和一些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但无奈的是,没有危机社会就没有自我修正的压力。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复苏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首先,中国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保持其经济继续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贡献;其次,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也会对全球经济全面而综合的复苏做出贡献。而通过参与G20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将会促成它们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会是重塑信心和打造一个更稳定的全球经济所必需的。现在面临的这次国际经济衰退将是非常深度的,而且是长期的。现在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此次金融危机将是20世纪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前银行都是做银行的业务,但是现在银行从事了很多诸如赌博类的业务,所以这也导致了银行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在6个月以前,有很多人希望美国以及在欧洲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会影响到新兴市场,包括中国。
当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全球化既带来好处,但是也带来很多坏处。比如说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代价也产生了全球的影响,美国出口了有毒的贷款,到现在美国也出口了它的经济衰退。其中,有一件值得让人觉得讽刺的事情,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最多的国家像中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最严重,即使是那些在以前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包括银行业以及监管措施都比较好的这些国家,他们也受到了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将对很多国家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出口、投资、需求等等。它跟1997年、1998年的危机还不同,在十几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当时全球经济回暖地非常快,因为很多国家就通过出口迅速得到经济的回升,各国的经济相对还是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是很好地使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国家,我当时就说如果能够好好地学经济学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得到8%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为接下来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有方方面面的,包含的很多因素都非常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它的因素是好的,但是它的比例好不好?作为一个学者,我总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中去。教育对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医疗的投入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基础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的调整。有些工业的调整可能会有损于竞争,并且导致供需方面进一步不平衡。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中小企业都是就业很重要的提供者。应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这也需要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很大的调整。还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费。现在经济面临问题,但是还是要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期来促进消费。

正视经济复苏中的数据争议——陈志武

一些商品只是暂时性地存货堆积,等存货数量减少后,人们就会重新开始消费,也许消费能力不会很高,但快速地经济下滑会被遏制,之后就会恢复一些增长,实现复苏。伯南克称美联储将收购美国长期国债,您是否认为这对中国外汇储备会造成不利影响?
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尽管外部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也应该记住,哪怕增长率稍微低于预定的目标,我们还是能够获得一些切切实实的发展。因为经济环境可能会进一步地恶化,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另外,还应该把短期的刺激计划同长远的需求结合起来。再有,那就是如何提高中国的需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零。美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一些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储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很多人谈的都是居民储蓄,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只是略微有些高。而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还是可以降低居民储蓄的。而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带来直接以及间接地促进消费的效应。另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好,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很不好。很多小企业必须要存钱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如果它们的融资环境更好一些的话,那居民的储蓄率就会降低一些。
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愿景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前提是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要建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斯蒂格利茨,您是否认为中国并不能在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私)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而从去年开始的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虽然前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强劲,但是,现在美国的出口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就业率的降低。有专家指出,美国以及中国在接下来几年由于农村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进行反流动,也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也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出台的这种刺激政策还都不够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是过度注重于国内效应,而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的原因。我们学的都是凯恩斯的经济学,有些人一直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刺激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因为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同国际经济刺激措施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的。
极具悖论的是,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和决策层都希望社会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社会上的所有危机都完全根除了,那对人类社会未必是件好事。客观地看,要把危机完全克服掉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危机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张狂,也就成为了危机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如您所说的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也在想办法帮助不同的国家尽量减少危机的概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危机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它正面的影响。我唯一要补充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很多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中国会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时机,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但现在看来,经济开始复苏了,压力越来越小,改革的声音停滞,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作为一位学者,您尽管在大洋彼岸,但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却如此深刻。不知道您对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金融危机提升中国地位——斯蒂格利茨

其中一个就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定价调高的话就可以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因素,就是垄断性、利润很大的行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我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转型,要发展以市场为主的经济,应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
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揽子刺激内需的政策,才带动了中国经济从2001年出现拐点,2003年以后连续5年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经验。能不能这样说,当时的扩大内需有些“种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内需并没有拉动,而是扭向了一个出口拉动经济的形势?可以说也有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并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营企业出口权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次改革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强调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那么,如何积极培育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华尔街喝醉了”,必须中国自己喝。中国上半年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您为什么强调“不仅是总量政策,更应是结构政策”?
夏斌: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关注复苏中的结构问题,是由于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也影响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讨论结构问题是为了讨论GDP的增长问题,还有是为了讨论总量问题。眼前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当然也涉及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当前讨论结构问题绝不仅仅是去讨论经济系统中间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问题,比如能源供给问题、某一个产品的供给结构问题等等。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总量出发,经济能不能在复苏形势下保持下去,这是个重大问题。关于结构问题,我认为时下有很多观点存在误区,容易混淆几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应该清醒认识和厘清这一问题。比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问题,涉及财政转移支出、投资资金的分配、消费支出的问题。
三是实行住房体制改革,停止福利分房,从而启动了房地产市场。这一轮中国经济起飞实际上房地产起了很大作用。
陈志武: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相较于当时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起那些先烈的奋斗。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追根究底,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绝对是受到教育约束的一个典型。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二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赋予民营企业以外贸出口权(此前民营企业产品都须卖给国有贸易公司,然后才能出口);国家经贸委还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产能过剩只能中国消费者来消化——夏斌

夏斌:刚才讲到,政府出让一部分股份让民间持有,只是改变了持有人结构,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培养新的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在4万亿元中间,2009年分一半,明年还有,应该“让利于民”。只要能够赚钱、有盈利的项目,都让民间资金来参与,包括道路、交通等项目。地方政府不要发债去搞项目。其次,倒计时、限令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放宽民间资金进入有关领域的方案。如果不行,委托市场机构研究。另外,培育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已写入党的十七大文件。但我们不应该鼓励老百姓到虚拟资产中去,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财产收入的来源,这对于长期稳定宏观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不断进行规范。再有就是加快户籍管理改革。大城市一时是难以做到的,应先放开中小城市,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以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在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建设的同时,推动城镇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抓城镇化建设很重要,这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之,我认为关于提升消费的政策措施,应该像温家宝总理讲的“4万亿”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狠”一样,否则会耽误时机。
魏加宁:在这里,我需要就此强调一点,就中国经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调整结构还是扩大内需,都必须依靠改革。现在很多人认为靠扩大内需就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一定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国内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滑,1998年启动扩大内需政策,但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的重点就转移到改革方面了。
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您讲的这些因素和压力,共同决定着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减少潜在的危机或从危机中走出。那么不管是说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还是近期的扩大内需,它们有没有共同依靠的力量?
当这些要素价格都在上升时,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快速发展模式,依靠隐性优惠政策的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中国优势”,或者叫“中国竞争力”,首先靠的就是这种大量的隐性的优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进行一次调整。所以从长期来看,有一次调整的要求或压力。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期的压力。就是从经济周期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国家都有一次整顿和调整。而这一次,从2003年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真正的调整实际上是从2007年物价上涨以后才开始的。本来应是逆周期调整,因为姗姗来迟,最终却变成了顺周期调整。这也是2008年9月以来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因素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美国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后导致需求萎缩,外部的萎缩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迫使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第四个因素就是国内泡沫的破裂。
坦率地说,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大而发展的。有些城市现在发消费券,可以看出,只要是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保障就更完善。医疗和社会保险,是现阶段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的专门研究,但涉及收入的分配、公共事务的投入,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更多是执法的问题。比如现在对高收入的人提高税收,基本的法律规定有了,但是否能缩小两极之差,这是执法的问题。这很难做到有效监控,关键是执法太松,缺乏执法处罚的力度。我们曾经多次讨论遗产税的征收,现在也是没有下文。在发达国家遗产税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有媒体报道日本的一些贵族过世后,土地遗产是天文数字,而遗产税必须用现金交付,当然就必须拿土地变卖了。这样看来,遗产税确实是“杀富济贫”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国不存在太多私有土地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动产越来越多,遗产税有很大的征收空间。

中国改革需要1998年那样的大手笔——魏加宁

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但现在中国社会的教育还不甚乐观。比如,在申购股票代码时,大家都不喜欢以4结尾的数字,而是喜欢8和9,没有人会怀疑以8和9结尾的股票的回报。后来,我和北大的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结果表明以4结尾的股票长远回报却更高。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这说明中国还不是以“赛先生”占主导的社会。在经历了200年全球化的运动之后,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们一时还没有弄明白、甚至一些决策者还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却发现落后的体制并没有妨碍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发展,照样让过去30年沧海变桑田。这令人感叹,因为全球化的好处在于,先进的经济基础可以模仿,由此实现飞速的增长,这也是中国所谓的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完全理解“赛先生”精髓的原因。毕竟,一个工程师也许不需要搞清楚真理,只要你会照着原理制作,完全可以生产。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贸易和世界软秩序,才使得中国可以在短短30年内,实现如此飞速的发展——以至于更多的人开始麻木起来,不去追问“为什么”。

中国分配改革大多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江平

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从结构调整来说,作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转变和调整?
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国社保基金,最先从辽宁开始进行改革试点。
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西方的情形则不然。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自幼儿园开始,思辨能力的训练就是教育的重点。学校要求在四年级以前,就要让小孩掌握科学方法,主要分五步:一是问题的提出,就是为什么;二是根据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三是为证明自己的假设,去收集实际数据;四是分析,根据实际数据证明假设的正确性;第五步是总结,把所有的过程记录下来,得出结论。我的两个女儿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到四年级时,她们已经把科学分析掌握到看待任何事情,变成一种本能的思辨能力,每当看到一个东西不是马上接受,而是问:为什么?所以,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分析能力,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在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
而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是结果、是各种原因性结构不合理的集中反映。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结构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储蓄减去投资等于出口。现在出口减少了,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上不去,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不是表现在这块产能过剩就是那块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什么说高储蓄、低消费是最主要的结构问题?因为美国危机后,全球复苏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现在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出口缺口,但过度投资既可能有赤字问题,又有产能过剩问题,所以要长期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必须增加消费,这是主要矛盾。因为不能因投资不足而不断扩大赤字。赤字不断扩大下去是挺不住的。如果美国及全球复苏很难,出口没有了,中国的产能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那就必须靠中国消费者。我7月7日在温家宝总理面前讲,小布什把美国危机比喻为“华尔街喝醉了”,现在美国不喝了,必须中国自己喝,这没招。靠增长消费来解决主要矛盾,这是保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保住了消费,就是保住了增长,也保住了民生。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
再者,政府不要仅仅算当年财政部的收入账,还要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账,通过让利于民刺激经济。中国已经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认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能做一点事了。下面从经济体平衡的角度提两条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地方国有企业都要分红。为什么中央国企分红,地方国企不分?另外,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地调整,如何调整,资本说了算。分红的钱统一充实各级财政预算,救穷人,补消费。二是有计划地减少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包括非上市的公司、集团。现在减持股份的是上市公司,我的意思是一些上市公司上面的集团,可以按照国家战略考虑,除了需要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剩下的股权都可以有计划地慢慢出让。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民间资金有的是,让老百姓、让民营资本来投资。政府转让股权拿了钱,由国家统一纳入预算,用于扩大消费、支持三农等。
江平: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现在讨论最热的《社会保障法》,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安全网”),社会各界总的来说都是拥护的。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行啊?《社会保障法》以前也曾多次讨论如何完善,但最后都搁浅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无法保障全体民众的利益。在这里面,如何把8亿农民也纳入全民保险是非常困难的。
社会保障必须要有金钱做保障。诚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当前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接连发生。您认为法治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秩序?
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当时的改革,一是中央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还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
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有的是钱。我经常讲,中央企业18万亿元的资产,搞得好都可以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而且如果参照市盈率出售,价格也不会低。
一般讨论的是既定消费总量的分配,更多时候谈的是在一定的投资总量下,如何向落后地区、向农村倾斜,讲的是既定总量下的投资分配问题。产业结构,讲一二三产业结构,讲的是一定投资总量下的合理分配问题,讲的也是投资本身的问题。产品结构,是讲产能的分配和投资量的分配,涉及的意义是防止产品过剩,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防止不良贷款。但是解决了这个结构问题,却解决不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经济矛盾,也解决不了中国复苏中的主要结构矛盾。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更多的是涉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问题,涉及扩大消费的问题。但是,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全部含义,因为消费政策本身又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投资政策需要配合。第二,我们是在讲宏观经济中的结构失衡,讲总量中间、总系统中间的结构失衡,因此是涉及总量的指标,即投资、消费、净出口之间的失衡。所以收入分配问题不是总量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形成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才产生了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第二层次的结构问题。
从短期来看,国内的泡沫破裂也构成了调整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抓扩大内需,目的是要缓冲调整的冲击力。否则,冲击力太大,调整过度,就可能很长时间上不来。
魏加宁:总的来说,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我们必须调整结构。先看长期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高速增长。首先,土地价格人为地被地方政府压低了;然后,劳动力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压低了;接着,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了;最后,资源的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即价格管制。环境的价格实际上也被压低了,因为环保力度不够。但是,目前所有这些要素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转起来的话,价格应该是上升的;劳动力价格,随着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上升;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也将逐步上升;资源价格也会上升,将会征收资源税;此外,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强,环境的价格也会上升。

先有教育升级后有产业升级——陈志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日曾对温总理讲,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总量政策,而是结构政策;不应该仅仅突出投资政策,而应该突出长期难以解决的消费政策;要抓短期政策,更要抓中短期政策的结合。就此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重点方向应是在继续维护经济复苏趋势的基础上,突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首先,在年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议上和7月7日温总理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上,我讲了要结合中国国情,制订“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从上到下要下达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指标。现在十大振业规划中恰恰没有振业消费的规划。从国务院到各地方政府,应该给自己下定量提高居民消费的指标,像抓节能减排指标一样定指标,严格抓,抓上三五年,自然就扭转过来了。但也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支撑和保障。我现在只是谈简单的思路,如果可行,不妨进一步研究操作细节。这是第一点。其次,完善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这个不多说了,涉及较多方面,现在政府都在做,譬如,农村医保、城市低保、医疗教育等等。不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再提高点,让利于民,扩大消费,到头来有助于GDP和税收。
四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当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包袱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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