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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么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姚余栋政治经济

让我们看看哲学家成分。随着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技巧甚于哲学内涵。没有哲学成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哲学预见性的一个胜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宇宙形成的星云学说,这个预见比真正发现星云早了许多年。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至今有深刻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人类的经济挑战是现实的和紧迫的,例如非洲的长期贫困,日本的10年停滞,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等。这些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作为一种对经济问题的专家来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但是,凯恩斯强调了综合性而忽视了专业性。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有许多分支,在一个小的领域做专家就很难了,了解经济学的整体几乎不可能,必须有所专攻。对一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其他领域了解就相对容易,可能享有“一通百通”之经济规模。但经济生活往往是复杂的和系统的,过分专注于一个学术领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有受单一学科限制的风险。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数学家在讨论一个数学难题,那么,这50个数学家往往会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那么,这50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50个观点。这就好比古代印度寓言中那6个盲人摸象一样,每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便自称认识了大象,结果6个人就有6种关于“大象长得像什么”的不同观点,并为此整日争吵不休。
为什么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前后褒贬不一呢?经济学很像建筑学,难以重复试验。对一个建筑物有许多设计方案,在建筑完成之前很难判别哪一个设计方案合理,等建好了再评判往往就来不及了,因为“木已成舟”。在没有把一种政策方案付诸实践之前,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方案都可能是对的。如果采用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和无法挽回的。所以有人把经济学家的对经济发展的危险说得很“深刻”,指出:“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
再谈谈艺术家成分。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特别体现在经济学的政策层面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态都难以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完全表达,好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根据某一种模型单纯推出来的,而是一种综合经验、知识甚至灵感的对未来的正确判断。在执行经济政策中,怎样把握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又是一种艺术。
让我们看看政治家成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学问立身和顾及自己的信誉,学问要靠艰苦的研究,信誉要靠长期的积累。历史表明,经济学家通常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多出于律师,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像律师那样在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其实,凯恩斯所欣赏的“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的品质在企业家中也可以找到,因为企业家必须务实,不能脱离市场环境,否则企业的产品就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而且,企业家还有创新能力,这是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所必需的。
从20世纪某一时刻起,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职业。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早些时候说:“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与瓦特、斯蒂芬孙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后来,该杂志却通过一个笑话来给予经济学家这一职业一个辛辣的讽刺。这个笑话大致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在火车上碰到三个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聊了起来。为了能有针对性地聊天,爱因斯坦想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90,爱因斯坦很高兴:“我们可以讨论原子物理学和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第二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50,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讨论新西兰为追求世界和平所确立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50,爱因斯坦稍作犹豫,然后问道:“你预计下个月的利率是多少?”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成分。经济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然而人生短暂,懂得经济历史会加速经验的积累,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还将赋予经济学家深邃的洞察力。许多人深信,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正确的,前人的思想要么被视为已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学知识中,要么就是错误的,因而忽视了经济学发展史,忽视了经济学作为带有科学属性的学科会不断发生科学革命,例如“凯恩斯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新古典经济学)。
应该说,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多种才能融合的要求有一定启发性。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所须具备的数学家成分。对21世纪经济学发展来说,凯恩斯这句话快要过时了。凯恩斯没有想到人类会发明计算机,带来一场技术革命,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将很快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同时,经济模型已经愈来愈复杂,比如,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模型,根本没有指望求出一个封闭的解,证明公理也很困难;只有用计算机模拟才能解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从数字模拟转向计算机模拟,否则难以算出估计值。在此情况下,数学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今后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软件工程学,今后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水平。
即使一个经济学家既有专业性又有综合性,还是不够的。一个合格经济学家还要终身学习。萨缪尔森曾说:“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也是经济学家”,这种观点其实是可笑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经济生活在变,经济规律也在变,经济知识就必须跟着变。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资本账户危机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经常性账户危机。所以,知识不是力量,学习才是力量。
综合上述,一个未来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既是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哲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诸种才能的综合,还是实践终身学习的人。人类经济的繁荣和挑战需要大量这样合格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梦想有朝一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像牙医那样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读者共勉之。
对这个问题会有许多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讨论20世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看法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拙见。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提出了对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经济学家的要求: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第三大经济体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4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7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国外经济学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在未来20年时间里,中国如果没有大的动荡,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对202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会逐渐减速。但减速到多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估计。对中国2029年之后的估计,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刻理解。
最有深度的是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相竞争,中国的GDP在2020年将大大超过美国。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银行破产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曾流行一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变得很有市场。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时,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统计虚假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金融危机源头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经济可能是有偏见的,但国际喧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同时,中国又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掌握国际金融界的中国经济问题话语权。
对于21世纪的中国崛起,林毅夫早在1998年就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到1998年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认为,中国固然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它对世界经济即将带来的影响要比目前流行的说法缓和得多。总的来说,这里有7个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理由:一、中国不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三、中国不会买光世界的金融资产;四、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货币;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七、中国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
2003年,麦迪森按购买力评价指标计算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保守的估计。他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201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6%,2010~2020年之间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4.6%,而2020~2030年之间约3.6%。人均收入在2030年将达到西欧1990年的水平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25%。麦迪森预测中国经济在2030年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他的隐含假设是中国只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没有能力引领技术前沿。
2009年5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上海和广州发表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他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还将持续2~4年。由于中国占世界GDP没有这么大,中国还没有办法引领世界走出经济的衰退,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可以展示一条道路,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创造足够的机会让整个世界复苏。中国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需要20年时间。……我想说的是人民币,当它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的时候,将要几十年以后了,可能我现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时间,需要这种货币被第三方广泛使用。”
亚洲资深政治家李光耀以远见著称,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中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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