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

二、日元贬值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姚余栋政治经济

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日本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反对经济衰退的对内经济目标与亚洲各国希望稳定日元汇率的目标相矛盾。因为,日本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是结构性问题,必然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出,从而会引起日元汇率的贬值,是一个长期的贬值趋势。目前,金融市场人士认为,既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同意日元贬值,日元2002年有可能降至160~170日元兑1美元。如果日本中央银行看重汇率稳定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性,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调节日本国内经济就会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日本满足国内目标的必然选择。日本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是扩大货币供给量,有三个具体措施:一、将日本银行现金户头存款的6万亿日元扩大到10万亿~15万亿日元,即把货币供应量扩大1~1.5倍;二、将购买长期债券的数量从月间6000亿日元提高到8000亿日元;三、积极购入企业筹资债券,为银行发债担保。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经济天然具有依靠国际市场的特点,进出口在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影响进出口的日元汇率也就始终是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重点。根据著名的芒德尔-费莱明模型,在日本实行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国内利率的下降,促进资本流出,使本币贬值,刺激出口。相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提高国内利率,促进资本流入,导致本币升值,抑制出口。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日本在浮动汇率制下保持经济内部平衡的主要手段。1991年后,日本经济增长停滞。2001年年初以来,日本经济不断下滑,第二、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日本政府预测,2001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将为负1%,2002年度实际增长率至多为零。为了改变经济长期低迷,日本继多次推出扩大公共投资之后,又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均未奏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2001年世界经济预测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地指出,世界经济如因美国经济回升延后而进入负增长,那么日本将会跌入连续三年负增长的深谷。
21世纪的头一年,日元汇率像是决了堤的江水不断下泻。2000年12月20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兑美元汇率还是113比1,然而,2000年12月25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到下午5时已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为三年来的最低点。2001年1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低于1998年10月的130比1的水平。日元的大幅贬值,将对亚洲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日元贬值能否刺激日本出口从而带动经济复苏呢?让我们先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导致日元长期升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利率上升,美元急剧升值,日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美日等5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从1比240到1比200进而突破了1比150。日元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但是,日元贬值的出口效果是有不确定性的。
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符合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根本利益。2001年的世界经济低迷是历史上最为同步的一次,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日本仍然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世界经济衰退的最大负面影响来自日本。在我看来,建设一个“学习经济”制度是日本经济的治本之道。但短期来看,日元可能的大幅度贬值不符合亚洲经济的整体利益。除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外,2001年东亚的情形让人担忧。如果日本单纯放纵本国货币贬值,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可能竞相贬值,从而在亚洲引发新的金融动荡。
现在关键是日本中央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日元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日元贬值是日本追求积极货币政策的结果。积极货币政策,特别是增加货币供给量,对日本经济意义重大,是没有选择的选择。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基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这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崩溃。
综上所述,日元长期贬值是不可避免的,是日本自身经济利益决定的,其真正目的是实行积极货币政策而可能不是刺激出口。但是,日元贬值的时机和幅度必须考虑到亚洲经济的承受程度,绝不能突然大幅度贬值,使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低迷中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在日元贬值上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量是不够的,有责任和义务与亚洲各国协商。
中国的远大理想是实现2050年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2001年,我国的经济总量约是世界经济的1/40,需要长期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01年加入WTO,我国需要至少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今后10年内,中国应集中精力搞好入世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我国不能“两头作战,腹背受敌”,应先内后外。为此,我国10年内不能轻易放开资本账户,为防国际资本过分流动和金融危机而分散精力,面对日元贬值,人民币汇率应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同时参与国际上关于日元贬值的谈判和协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我国提供了灵活应付最坏情况的制度保证;我国政府对人民币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承诺是对亚洲经济包括日本经济的巨大贡献。
姚博士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是学界第一次以2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欧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过《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当然,姚博士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做出了一道计算题。事实上,在这本著作中,他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在探讨一个更为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达到那样的赶超目标。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
看到李教授的预测,我当即联想到姚博士在本书中给出的另外一个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长;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人。
姚余栋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又在省级政府任职。他是一个少有的具备了国际视野、满怀济世抱负、在学界有相当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超日赶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苏联莫斯科开会,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他回头自己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将可达到4000万吨。于是,在几天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中国1958年有520万吨钢产量,再过5年,可达到1000万~1500万吨钢产量,15年后,可以达到3500万~4000万吨钢产量。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连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20年乃至4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我们是否需要“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超日赶美”,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径逻辑?
从这时开始,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6月,感觉形势一片大好的毛泽东把赶超时间大大缩短,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家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另一条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2009年5月,就在姚余栋博士的这本新著进入最后一稿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条新闻很是靓丽,马上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为这个萧条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面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1978~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4.7%。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国强。
是为序。
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我们再放眼看遥远一点,在过去20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这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本书的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50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来,而且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而我们将成为见证者。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浮游着一个悲剧性的“赶超”往事。
中国之进步,漫漫其修远。我等学人,以笔为剑,在风雨如晦中顶风而行,携手并进,也算是一件快事。
数据加载中...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