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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重燃中国梦想,将“中国模式”进行到底

姚余栋政治经济

我自幼喜欢读历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变迁在我普通的家庭中得到呈现。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一闯关东”,首先来到辽宁,康熙皇帝允许满汉通婚,我爷爷家是汉族,奶奶家是满族正蓝旗。后来,爷爷奶奶从辽宁“二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父亲在那里出生。不久,爷爷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劳工,屈死在劳工营里,给家庭带来沉重灾难。父母是在建国后读的书,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前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参加了西北的“三线建设”直到退休。我出生在宁夏贺兰山脚下,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求学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2009年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从个人来讲,每个中国人只要心中有梦想,坚定地努力下去,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中国梦想2.5”同“中国梦想2.0”相比,没有变的,是富强国家的理想;变化的,是更多充满个性时尚的梦想。我断言,“我有一个中国梦想”这句话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和引用,并成为很多人的行动宣言。中国人能重新有自己的梦想,为创业梦想努力下去,中国经济就能胜任于“想象力经济”,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面对任何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可以从容应对。
2009年5月,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表了《中国梦想和新商业精神》,准确呼应了企业需要“中国梦想”这个时代商业主题。他说:“我们更要有梦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人有很大的梦想,就是把美国和美国人变成在轮子上的国家和人民,而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要把商业移到互联网上去,移到电子商务上,汽车工业带动了石油、铝合金、橡胶,我相信,信息的商业体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人们有的时候始终有梦想——中国的企业家现在不缺钱,我们缺精神、希望、梦想和价值观。”
我谨慎地说,中国经济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即“中国梦想3.0”,就像毛泽东1930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著名预言一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9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又开始敢于梦想了。毛泽东1965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充满了想象力和豪情壮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经济是梦想驱动的经济。从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梦想1.0”带领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走出了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梦想2.0”使中国经济在2001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超越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力,实现5000年前就有的“小康”梦想。
打上最后一个句号,哈尔滨已是丁香花盛开。这本书十易其稿,倾注了我多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一年多深夜里的艰辛笔耕以及近40年的人生经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说重燃了“中国梦想”。北京奥运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正是最直观的展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就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进行了解读。当新华社记者问道:“如何定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张艺谋回答说:“我们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词:浪漫。我个人非常喜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主题口号。‘梦想’这个词就让人心生浪漫。中国人其实从古至今,一直不缺乏浪漫。中国古代的写意画、中国的诗词、音乐,充满着浪漫的色彩,浪漫其实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目前,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是较为片面的。不少人总是认为中国人生活单一,模式化。我们这次就是要借奥运会这一个巨大的平台,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浪漫。”
2009年,在共和国甲子之岁,我们共同展望2049年共和国百年华诞。像我这样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虽然没能感受到1949年开国大典上燃烧的激情,却有幸经历1984年国庆阅兵的举国欢腾,1999年国庆阅兵的全球冲击,并融入2009年国庆阅兵的欢腾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无比华丽,无比灿烂,那恰是中华民族达到伟大复兴的光辉时刻!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特有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的动力究竟何在?“中国模式”的三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中央政府的梦想、地方政府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这三个梦想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国家梦想、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区域梦想与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梦想相结合,共同描绘了“中国梦想2.0”的动人篇章。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人口2009年的中位年龄是35岁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中国人主要生活经验是共和国第二个30年,共和国第一个30年好像是“出生前”的事情。实现“中国梦想2.0”的过程,体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激荡人生中。
2029年后,我们将追寻以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标志的“中国梦想3.0”!那是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对其他年轻国家可以称“崛起”,而对有5000年经济发展史的中国来说是“复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哥在2007年时说:“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如今,中国可能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
哲学家康德把美分为两种,一种是悲剧之美,一种是伟大之美。在人类历史上,能同时演绎这两种美学境界的国家为数不多,而中国恰恰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中国在1840~2049年的209年间上演了从伟大到悲剧,再到伟大的美学大转换。历史不是剧本,但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像是剧本。汉朝时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帝国在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中国则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隋唐帝国。在公元1949~2049年的100年里,中华民族的伟大经济复兴不是强势的崛起,而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即中国经济历经百年蹉跎和沉沦,成功应对生产力革命后获得重生。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总结道,“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奄奄一息的中华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世界万邦中,充当忠实的、张大光荣的角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中国梦想3.0”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形象,绽放无限魅力,是与世界分享的人类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想3.0”,而且可以使外国人也做“中国梦想3.0”。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理想的工作机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有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大片,有不逊于纽约的时尚生活,还有收益颇丰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14亿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一个成就梦想的机会,这股潮流汇聚成了一个世界的“中国梦想3.0”。
1995年末出国时就想有朝一日学成回来建设祖国,于是便抓紧时间看世界。在英国苦读5年,在美国工作5年,其间去过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2005年10月3日,当美联航的飞机轮子猛然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跑道接触时,我激动无比。感到不是飞机着陆了,是我的心与祖国大地碰撞了,是我献给祖国母亲深情的一吻,因为我与祖国母亲分离得太久太久。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5年我又回到当年爷爷奶奶闯关东的终点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闯关东”、“满汉通婚”、日本入侵、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和东北振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命运从属于他的时代,谁也不能超脱。
在中国股票市场取得基本成功的基础上,建议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占债券市场的比重小。印度资本市场特别是其公司债券市场培育了一批国际性公司,包括信息系统技术公司、Satyam电脑服务公司、惠普罗技术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股价的理性定价和人民币国际化。
我有两点不系统的建议。建议在哈尔滨亚布力建立“世界企业家论坛”。每年一度的博鳌论坛定位在亚洲,“世界企业家论坛”则定位在全球企业家的交流。哈尔滨亚布力现有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可扩充为“世界企业家论坛”,成为世界企业家交流思想的地方。“世界企业家论坛”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形成错位,“世界经济论坛”越来越发挥着世界经济金融舆论中心的作用,而“世界企业家论坛”将是全球企业家和投资家交流合作的平台。
那么今天,“中国模式”的新动力、新希望在哪里?这份不可估量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中央政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梦想,与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地方特色经济的区域梦想,与广大民众创业创富的家庭梦想,共同汇聚成“中国梦想2.5”的华美乐章。
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对美好梦想的浪漫情怀,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千年璀璨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有了中国梦想,才有了连接中国与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来往;因为有了中国梦想,郑和七下西洋,勇敢探索未知的海洋,开辟了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后,由于禁海,中国明清两代的想象力变得严重不足,对利玛窦制作的《万国全图》竟然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失掉了开创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业精神,在农业经济的千年辉煌中自我陶醉,不知不觉陷入了“高水平动态均衡”中。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沉沦了。“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中国从自信到自卑,就不敢梦想了。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并且出生在这个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没有与伟大的时代失之交臂,我倍感幸运。2009年,“中国经济大变局”已经完成了,但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还在继续,“中国梦想3.0”还没有实现。在未来40年里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异常艰巨,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里最好的时期,也是5000年里最需要如履薄冰勇往直前的时期。中国经济在近代沉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1949年后,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大变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后,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共同体”正在成长,承载着后“中国经济大变局”时代艰巨的历史使命。
让我们畅想一下未来。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历经209年的苦难和磨砺之后,终于浴火重生。那时候,在国内,“百姓昭明”,富裕幸福,实现大康。全面小康社会是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那么2049年的大康社会就是人均GDP达到40000美元以上成为一个基本富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扬“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传统精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促进“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中国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世界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的前沿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消费”和“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世界的主要引擎之一。
2009年,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尤为突出。2029年后,中国经济的意义将更加带有全球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建立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平台就很有必要。
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2049年之后的中国全面具体的情景,只好再次借助法国文学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中国梦想3.0”实现的共和国百年时情景的憧憬,那就是用托克维尔的话:“其他方面尚难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
2009年,我们建国已有60年了,离改革开放的始点1978年已经有31年,我们正在驶离“中国经济大变局”完成的2009年,驶向建国80周年的2029年和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
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学会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这是呼唤企业品牌的中国梦想。运用中国文化元素制作的美国大片《功夫熊猫》在2008年风靡全球。2009年4月《功夫熊猫》导演约翰·斯蒂文森参加苏州动漫产业大会。经过几天的看样片和会谈后,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动画样片,目前还没有一部具备“点画成金”的条件。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梦想和想象”的不足。斯蒂文森认为,动画作品,应该创造出想象空间,表达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观众。
我们身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需要重燃中国梦想。身后是中国经济千年辉煌和短暂的经济挫伤,身前是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千年机遇和百年梦想。
2008年10月30日,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经济学需要一场科学革命》的文章,作者简·菲利普·鲍查德是一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一家对冲基金的研究负责人。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相对于物理学在最近数百年来的无数次成功而言,经济学的成功数量少得可怜。依靠物理学,人类可以登上月球,核反应堆可以向千家万户提供能源,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可是经济学能够给出哪些经典成就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大量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解释世界,但问题是这些模型没有一个能够预言出大萧条,更别提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了。《自然》杂志编辑对该文作出的评论员文章称,“经济学处于危机中,需要一场科学革命”。
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透过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180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中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与瓦伊纳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不无得意地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今后只要关注供给方面就可以了。”2007年,卢卡斯的预言余音未消,一场次贷危机在美国悄然爆发。2007年7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升到14000点以上后,就一路飞流直下。从2008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世界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发展成世界经济衰退。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还从未出现过这次这样的惊恐和衰退,可谓哀鸣遍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9年年初说了一句话:“现在还没有发生萧条,而且虽然有种种不祥之兆,我也不认为我们将陷入一场萧条。但我们确实已经深深走进了萧条经济学的王国。”发生经济萧条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是难以理解的。
1980年和1981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相继执政,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从1984年开始,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使英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焕发了活力,避免了欧洲“硬化症”。1980年底,里根上台,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的活力,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1984年,美国经济惊人地反弹,走出“滞涨”,在经历1991~1992年短暂的衰退后,开始了近10年的经济高增长。
1926年,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了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象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美丽世界里,用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经济衰退和非自愿事业是不存在的。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凯恩斯曾说:“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和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经济政策又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受到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学生,是继马歇尔之后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没有像浮士德一样,最终说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语,而是说出了经济学的“忌语”。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模式来描述预期的形成,“理性预期学派”崛起,强调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货膨胀偏差”。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是5%时,企业和个人如果相信货币当局的承诺,有理性的中央银行就有财政上的动机悄悄增发货币,使通货膨胀达到5%以上,由此获得“通货膨胀税”。但企业和个人也是理性的,被骗一次后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于是经济体中的均衡通货膨胀就高于5%。所以,在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体中达到一个悲哀的次优结果,就相当于“囚徒困境”一样。“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现实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货币政策。例如,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增强自身的可信度,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一方面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偏差”,另一方面因对增长和失业反应迟钝而广受批评。尽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菜单成本”和“效率工资”等微观机制来解释向右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产生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新古典经济学。
在经济学里,一个学派的品牌识别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看不见的手”的笃信。可是,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提炼成“经济学家共同体”公认的规范,但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这种规范的竟是马歇尔自己的得意门生凯恩斯。
从1936年到1971年,长达35年中,古典经济学逐渐黯然失色,“凯恩斯革命”成功了,对经济衰退和非自愿失业采取的标准政策处方是凯恩斯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日中天,经济学家共同体春风得意。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说:“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人了!”
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万尼斯基杜撰了“供给学派”一词,并著有《世界运转方式》一书。从此“供给学派”开始成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独树一帜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萨伊法则完全正确,经济状况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具有活力和个人是否有工作积极性;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通过减税,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个人提高工作积极性。如图1-10所示,通过减税等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总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移,假如总需求曲线不动,则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总产出增加了。但“供给学派”强调在给定通用目的技术内的“精湛化”问题,没有注意到技术可能发生的革命,在理论上缺乏大的创新,无法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影响却出人意料地超过其理论上的建树。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100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尼克松总统话音未落,1971年,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尴尬局面。经济学的“反常”出现了,经济学又陷入一次科学危机之中,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一篇演讲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状态:“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年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在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学上的新古典革命爆发了。
凯恩斯很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热心于经济政策研究。他去世后留下遗嘱,要求在剑桥大学建立应用经济学系,可见他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重视。他于1936年以挑战传统的精神,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起“凯恩斯革命”。他抨击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由于价格呈现上升容易下降难的黏性,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倾斜的(如图1-8所示)。经济处于衰退,不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衰退长期存在。的确,长期来看,价格终究会缓慢下降到使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状态,但如凯恩斯充满讽刺意味地说,“等到长期,我们都死了”。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他创立宏观经济学,也被誉为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没办法解释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衰退,曾经抛弃凯恩斯理论的美国和英国等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话似乎又应验了,“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专家了!”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科学革命,风靡一时,因对世界金融危机提不出有价值的建议,在短短的30年后的今天遭遇了科学危机。从凯恩斯经济学1936年登峰造极到1970年走下神坛,约30年光景;从1971年新古典经济学崛起,到2008年走下神坛,约30年时间。还是中国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芝加哥学派主张全面恢复“自由放任主义”,其代表人物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增发货币在长期就是通货膨胀,并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惹的祸。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个人在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效率和福利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是统一的。这个证明使微观经济学达到了美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发展起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基础相结合,取得了重要成就,提出“货币幻觉”等微观机制,说明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而长期是垂直的(见图1-9),这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果,长期就没有促进就业的结果,反而会带来高通胀。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溃。1929~1933年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起将近10年时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大萧条,也不能为摆脱萧条提供有效的对策。于是,占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社会亟需一场经济学科学革命。
我有一个“经济学革命”的亲身体验。资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发展的。在一个宏观经济世界中,存在“总资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取得经济学革命胜利的结果。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经把以总资本为基础的总生产函数应用在企业研究上,可我的导师之一,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前主任戴维·纽伯瑞教授坚决反对。我拿出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应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企业的论文,他还是不同意,这令我大为不解,难道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儿行不通?后来我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爆发了持续20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捐款创建了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并把当地小镇叫做剑桥。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美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两个剑桥之争”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总资本”的概念。英国剑桥是不承认总资本这个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认总生产函数。后来,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占了上风,总生产函数被作为康德的“先验理性”介绍给战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的学生,而英国剑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经济学革命可以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进行简洁的表述。实际的产量通常体现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总需求曲线代表了给定价格条件下总需求的决定,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反映了在给定产量条件下的价格水平。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实际上都建立在对长期供给方面的假设上,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图1-7所示,古典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试图拉动总需求曲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增加总产出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佳的经济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让“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剑桥毕业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生活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大萧条期间,在其著作《预言与劝说》的第五部分第二篇《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深刻地写道:“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是什么使我们失掉了洞察力呢?我们的错误就是经济思想跟不上迅速变化的世界,恢复洞察力的办法就是摆脱旧思想,接受新思想。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属性。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对过去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在1890年出版了开辟经济学纪元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凯恩斯这样称赞马歇尔:“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符合科学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的学科。经济学的“精湛化”和“危机”是经济学范式“革命”的两个前期阶段。无论是“凯恩斯革命”,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革命都是在当时的规范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时出现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回忆当时的经济学大变局时指出:“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
萨伊法则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古典经济学误读了萨伊法则,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总需求曲线通过价格调整达到自动平衡,世界处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就传遍世界,当时的英国首相对亚当·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经济世界,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回顾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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