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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下一个世界经济

姚余栋政治经济

1900年左右,美国悄然超越英国,登上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1950年左右,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20世纪70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经济,再加上日本咄咄逼人的追赶,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无限风光的经济巨人精疲力竭。但谁也没能想到,美国经济率先走出长期困扰的“滞胀”,年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前西德等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实力相对有所回升。更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了长达8年的强劲增长,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惊人的低,经济“好得难以置信”。在一片对新经济的热切期待中,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投资下滑,美国经济硬着陆,可是美国消费依然故我,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印度搞了40多年的工业化,结果令人失望。1991年,印度出现经常性账户危机,外汇储备只够支持两周的进口。时任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告诉总理拉奥,印度经济正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但这是一个机会,可能把“危机”转化为“转机”,大胆改变传统做法,造就一个新的印度。在总理的支持和印度议会的同意下,曼莫汉·辛格的改革举措获得实施。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赢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突然“井喷式”增长。1999年,蔓延全球的对计算机“千年虫”的恐慌又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印度的外包服务已经遍及全球,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印度承揽他们的软件业务。信息服务业成为撬动印度经济复兴的杠杆,令习惯于走工业化道路的世界各国大跌眼镜。
德鲁克说,“每个人都在谈‘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确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它和大多数人——企业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大有出入”。我从经济长期增长角度谈世界经济,因为它对人们生活福利最重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史中,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断爆发,给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家经济的兴衰极富戏剧性,有时也令人叹息不已。19世纪末,德国在统一后急起直追,迅速逼近英国的工业化水平。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开始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和日本经济已完全崩溃,然而,之后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前西德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中德国还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突然间失去昔日的荣光。1991年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经历着两个“失落的10年”。
1997年之前,一个常用的词汇是——“东亚奇迹”。在过去30年,东亚是全世界非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人均收入持续上升的地区。自1980年左右开始,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逝去的时代”,如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和东欧的经济转轨困难。而东亚却是例外,东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如其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率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曾经蒸蒸日上的亚洲四小龙,一年之间,全都跌在地上了。即便经过几年的努力,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消化了银行坏账后,成就“东亚奇迹”的高投资率仍然不能恢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如此,我怀着对生产力革命的惧怕和憧憬,试图对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在工业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巨人的重新崛起作出一些猜测。南丹·尼勒卡尼说:“在183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世界的一半。印度和中国都同时错过了工业化这条船。现在两个国家看到了一艘新船,那就是信息化。一部分的现象只是追赶。”2009年,美国的GDP大约占全球的25%,而中印两国加起来还不到8%,中国和印度没有能力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如图4-13,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都开始迅速增长。如果我的预测是正确的,从2009年到2049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之一。2008年1月15日,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说:“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可以有信心地说,“龙象齐飞”将是人类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大景观。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伊斯兰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的确,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对单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绝非一帆风顺,存在长期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所剩几无的地步。
印度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印度著名的IT企业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有“印度的比尔·盖茨”美誉的南丹·尼勒卡尼说:“几乎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快、更便宜,也更好。”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红堡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起点上,世界期待着我们有所作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尽显身手。我们的发展已经没有外部约束。如果说还存在一些障碍的话,那也全部来自我们国内。”2008年1月15日上午,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题为《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的演讲中说:“20年来,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通过结构重组,变得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有利于发展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氛围,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还有一些行业也正在兴起,制造业和汽车配件业都颇具竞争力。印度新兴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投资海外”。2009年5月22日,曼莫汉·辛格在首都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再次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辛格表示,本届政府将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推进上届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解决就业等印度国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争取使经济增长率达到9%。
为什么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过去1840~1948年的百年中却极为落后?为什么非洲的许多国家几百年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为什么拉丁美洲不少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近50年来经济却始终突破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农业革命是以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为先导的,为什么只有中国和印度农业经济侥幸延续?工业革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初在英国兴起,那时,英国收入水平远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维多利亚时代无比荣光,可与中国的大唐盛世媲美。从19世纪早期到1900年,英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给当时默默无闻的美国。今天,以人均收入而论,英国甚至已不在世界最富有的前10名国家之列,难以在短期内重振昔日雄风。
印度的重新崛起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显著变化之一。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在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表达了印度对自身的定位:“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独立后,印度受苏联的影响,采用了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对经济采取了管制和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但这一经济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由于短缺经济的出现,印度政府开始发放各类“许可证”。从1947年到1991年这44年,印度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令人失望的,长期处于2%~3%左右的低水平,被称为“印度式增长”。
曼库尔·奥尔森接着列出了若干历史事实:
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宣告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需求方面是重要的,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经济矛盾还是在供给方面,更进一步,是有效供给不足。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在马克思-库恩的世界里,生产力革命是必然的,又是黑天鹅事件,是人类永恒的经济挑战。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生产力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供给曲线将大幅度向右平移。在生产力革命面前,产业和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一个经济体的“好日子”也可能越来越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机遇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谁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谁就能后来居上。所以,预测未来国际经济大格局的长期变化是困难的。

对2002年宏观经济形式预期

(四)价格上升的压力减弱。2002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微涨。从发展趋势上看,2002年导致物价走低的因素仍主要是市场需求不振,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物价低迷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价格上升的压力不高。
从投资方面看,一方面国家的投资力度不减;另一方面,民间社会投资经过这几年的持续调整,已经进入平稳回升时期。如果通货紧缩的后继效应有根本改变,企业赢利空间增大,民间投资增长幅度可能明显提高。
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是解决我国所有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前提。在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的走向、力度和毅力。
第五,千方百计地扩大外贸出口,打坚韧战,熬过寒冬,等待美国和世界经济复苏。“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前,保证对出口创汇多、信誉好的企业及时足额退税。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和出口地区的多元化,加入WTO将是一个大促进。
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在健康发展中也有惊涛骇浪。朱镕基总理已明确指出要“知难而进”,我国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从趋势上看,我国外需减弱的不利影响还将持续,短期内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须宏观政策的长期支持。我完全赞同我国政府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以经济改革为动力的政策方向。我大胆建议,200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是:“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2002年,尽管世界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预计,美国经济从衰退中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增势仍缓慢。我国外贸出口不振,但国内需求继续上扬,利用外资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需的下滑。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GDP增速约为7%。
2001年是进入实施“十五”计划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年。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几年来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2001年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健康增长,为2002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2001年我国经济政策的建议

第四,坚定不移地继续拉动内需,打持久战。教育、家电、住房、汽车和旅游消费仍将是中国内需扩大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教育,是我国老百姓潜在消费支出的“大漏洞”。抓教育消费,一抓就灵。对公务员大幅加薪和实现职工带薪休假是可行的。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中小城市来,是保证消费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当前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小城镇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七,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下大力气,加速发展中小企业,为乡镇企业解困。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发展都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没有企业制度创新,其他的一切都是不稳固的。乡镇企业因其制度上的缺陷,近几年发展速度不快,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取得三年脱困的基础上,继续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主攻方向。而且,所有企业都应尽力创造就业机会,协助政府积极实施和扩大再就业工程。
(一)国内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后劲不足。2002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低于收入实际增长,而且由于收入差别拉大,使城乡消费反差明显。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完善阶段,人们对未来支出增大的预期较强。
2002年国际资本市场别无选择,只有看好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商业机会,纷纷寻求在华投资机会。外资继续增长,这将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第十,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改革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确立的今天,应开始研究和设计“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蓝图。根据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我国应把建设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下一个经济改革目标。经济改革的目标从来都甚为重要。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实现我国第一步战略目标提供了经济制度保障;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基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了经济制度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邓小平指出,第三步比前两步实现起来难得多。我恳切希望,我在一篇短文中提出的所谓“学习经济”思想,能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的设计有所帮助。
从2001年美国经济引发的世界经济下滑中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状况已成为目前和今后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外部因素。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0次降低利率,表现出美联储利用利率手段刺激经济复苏的坚定决心。但利率的一步步下调,“流动性陷阱”效应增大。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有一定作用,美国经济的重振是可以预期的。预计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2003年彻底走出低谷。这意味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今后两年内都较弱,扩大内需的持久度加大。

2002年经济政策建议措施

第二,货币政策迅速由稳健转为适度积极。我国目前实行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效启动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启动投资,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一样。但较实际利率一定压制投资。实际利率过高主要是由于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和2001年物价回升乏力造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贷款利率下调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为社会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增长奠定基础。在“高通货膨胀-低实际利率-高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高实际利率-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应该宁冒前者的风险而回避后者的风险。我国已经成功地治理了1993年的高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反高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灵活及时的特点,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国情下效能有限。货币政策执行一定要适合我国国情,不能模仿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工具。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2001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若该政策2002年继续执行,我从总需求方面对我国经济2002年走势作出预期。
第九,金融体制改革要稳中求进,不要着急。中国的金融体系不能以银行为主,必须以健全的资本市场为主,才能对世界经济和技术革命性创新作出灵活反应,进行及时的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结构因对信息技术反应迟钝而停滞的教训对我们太深了。世界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开放资本账户,四大国有银行转出的坏账要在10年内消化,不能一蹴而就。从2001年年中股市大跌可以看出,我国股市很脆弱,并存在泡沫的可能,有待继续发育和健全。创业板应早推出,通过“从干中学”逐步积累经验,但要高门槛。
第六,坚定不移地整顿国内市场秩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大力促进国内地区间的贸易增长,建设一个整合有序的国内大市场。(根据我的研究工作,我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不畅通,是全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国家间的贸易增大导致欧盟各国收入迅速趋同。)国内市场整合和开发大西部是我国解决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两个法宝,是扩大内需的长远之路。上海经济已起飞,通过打通全国市场经脉,扩大上海经济对全国的辐射作用,这将有战略意义。
第八,劳动力市场改革比金融体制改革容易而且也安全得多,应把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放到空前的战略高度,逐步和稳妥地取消户籍制度。我国失业率各地区不平衡,让劳动力在全国较自由地流动起来,有助于总体降低全国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提高这部分农民收入,从而长期地扩大内需的治本之道。在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长期来看,城市居民的生活要靠工作来保证,寻找工作是要作出努力的,若福利过头,将降低找工作的积极性(这在欧盟很普遍)。中国收入最低的还是农民,要为农民进城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目前金融改革吸引我国经济学界过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对劳动力市场改革关注和研究不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是中国的绝对优势。经济学界若对怎样改革和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劳动力市场多作研究,我相信,其投资收益将是最大的。
(二)出口形势严峻,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对我国进出口的分析离不开对2002年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判断。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是艰难的、缓慢的和有倒退风险的;东亚经济的复苏将趋缓;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经济改革有所成效。但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快时改革力度不够大,欧盟重新出现的高失业率将会给改革和一体化带来压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欧元具有积极意义。在我看来,美国从1983年到2001年是新旧经济的转轨阶段(1990~1992年的短暂衰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的),信息产业的投资收益在转轨阶段的不确定性大,还不是“新经济”。美国经济的大减速和可能的衰退,有利于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2002年欧元的流通给美元的调整带来不确定性,美元的走向不会大幅度贬值。
第三,在坚持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加大人民币市场浮动范围。1994年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目前,我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有必要调整国内价格。而汇率在外汇市场上波动也是一种便宜和重要货币调整方式。
根据以上分析预测,2002年,我国经济将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特别是:有效需求持续增长还具有不确定性,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行为遇到“流动性不足”的限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找工作难度加大,实际失业率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还不够强劲;银行贷款额度增速减慢;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可能遭遇更大的困难。为此,有必要及时调整2002年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我以自己所学和有限的经验,提出以下10点经济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与居民持久收入水平有关,而且与居民财富积累的理想值有很大关系。当居民面临未来不确定时,预防性财富的理想值必然变高。在未达到财富的理想值时,储蓄意愿是刚性的。强劲的储蓄意愿必将削弱边际消费倾向,同时导致大量货币沉淀下来。在消费方面,国内居民消费会有“流动性不足”的困难。
(三)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强劲,长期国债发行增长有难度。1998年以来,在外需减弱的大背景下,增势强劲的投资部分弥补了外需的不足,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大头,集体投资增长占中头,社会和个体投资增长占小头。由于我国实际利率因前期通货紧缩而过高,个体投资增长受到抑制。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失误的风险小,投资的社会收益有把握。国债/GDP的比例目前还不高,即使达到100%也不怕;我国利率尚未放开,“财政挤出”效应不明显。现在不大手笔花钱搞基建,比如开修京沪高速铁路,更待何时?随着中国经济水准提高,今后干这些项目就会贵得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是一场及时的好雨,还有开发大西部。我国有钱(居民储蓄率高),有好项目,即使世界经济衰退,心里也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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