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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世界经济大衰退

姚余栋政治经济

2001年,中国经济刚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又遭遇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同步减速。中国经济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变大,面临严峻挑战。200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回升,连续5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2009年,中国经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迅速攀升,面临又一次严峻考验。我在2001年写的两篇文章,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建议基本是可行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今天,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有效手段。2009年,世界经济将出现罕见的衰退,美国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要3~5年时间。在这段时期内,需要我们“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
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货币,尽管美元贬值,世界舆论关注,各国中央银行在行动上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美元资产,表明日元和欧元资产并没有因美元贬值而增加多大吸引力。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经济周期。当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冲突时,国内目标肯定会压倒国际目标。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巴西和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前都出现了美国为了应对国内通货膨胀而大幅度升息的情况,成为诱发国际资本流出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3-23表示,美国信息产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非农产业,劳动力应源源不断地从其他部门转入信息产业。但是,这与图3-22表示的美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2001年后减少形成矛盾。信息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吸收制造业劳动力。
虽然决策者不断施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但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这种政策失灵的情况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能靠反复打“强心剂”,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经济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一味的财政刺激是“治标不治本”。2009年2月,201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信中说:“尽管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并且我们都赞同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20世纪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失落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我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出在供给方面,投资机会逐级减少,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当然,需求方面政策不当也加重了经济衰退。
五、投资机会枯竭,创新活动停止。这是熊彼特的观点。
乍看起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消费方面,因为毕竟是居民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人们作出消费决策是与预期终生收入成正相关的。终生收入(或永久性收入)很重要。终生收入又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美国消费过度的原因是对终生收入存在过分乐观的预期。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供给方面,美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美国国内居民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2001~2006年,在短期和中长期利率超低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投资从2001年以来一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信息产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风云再起。
凯恩斯针对1930年的大萧条指出:“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第一,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1/4处于闲置状态;第二,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凯恩斯在《1930年的大萧条》一文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惨况:
美国的经济活动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年初持续衰退,造成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次经济萧条能有如此规模,时间持续如此之长。1929年10月24日中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行情猛跌,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下降40%以上,美国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并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各国以邻为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世界贸易从1929年每月29亿美元降到1933年每月10亿美元,缩减2/3。

美国需要经济改革

随着信息资本积累,信息服务业工资价格呈逐步上升趋势。
如图3-21所示,美国信息资本从1967年后开始迅速积累。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信息产业工人增加不是线性的。图3-22告诉我们,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从1994年到2000年开始迅速上升。2001年遭遇了泡沫破裂后,总就业人数明显下滑。
从2006年开始,通货膨胀率温和上升,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逐渐升高短期利率,持续的低5年国债利率也突然上升(见图3-18)。这时,采用5年期调整利率的贷款者面临一个当初想象不到的高按揭贷款利率。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缓慢下跌,再融资也变得困难,房子变得不好卖了。
欧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居民部门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经济也迅速下滑,由于欧洲的“硬化症”,指望欧洲经济首先复苏是不大可能的。日本经济2008年第4季度的跌幅达12%,连饮誉全球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亏损。国际油价已从最高时每桶140美元狂跌到40美元以下。俄罗斯的“油经济”特点突出,经济多元化不足;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国际资本突然倒流,面临资本账户危机的风险,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初级产品和石油跌幅远远超过附加值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处境更是艰难。
于是,坏账开始滚雪球式地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
全球对美国新经济的过分乐观最终导致股市泡沫。如图3-18所示,从1999年开始,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逐渐提高短期利率,终于在2001年刺破股市泡沫,信息产业投资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美国消费的强劲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人们会认为都是格林斯潘所犯的过错,他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但是,格林斯潘只能控制3个月短期利率,对美国国债市场5年中期利率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当美联储2001年年初重新调低短期利率的时候,世界各国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过分乐观,愿意以低利率购买美国5年以上政府债券,把钱借给美国,导致美国中期和长期国债利率也跟着大幅度下降,怂恿了美国中期利率的长期走低。图3-18显示,与住房贷款密切相关的美国5年期国债利率在2002~2005年期间是相当低的。图3-19明确表示,美国股市市盈率在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投资者仍然有较强的乐观情绪,在2003年到2007年的4年中,一直保持在25左右,远高于15的历史平均水平。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市盈率才回归15水平。所以,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非理性乐观的结果。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危机,他颁布一系列“新政”,宣布“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担心本身”。1934年,美国私人投资惊人反弹,带动消费复苏。同时,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经济在1934年后快速增长。
长期的低利率会产生两个效应:第一,低利率促使投资者过分乐观地评估前面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乐观情绪盛行,市场纪律失灵,尽职调查被外包给了信用评级机构;第二,过低的中期利率制造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会有更多的人变得有能力购买住房和有资格申请抵押贷款。在降低利息的同时,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不断放宽房贷标准,尤其是针对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开发出各种新型贷款,比如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贷款在最初5年利率非常优惠,到5年之后就会根据当时的市场重新设定利率,但人们对未来比较乐观,不是很担心5年后后期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会大幅度上升。
2004年,我当时为两件事震惊:一是美国到处都在贷款,连理发店和房产中介也在办理这项业务;二是房贷利率不是高得难以承受,而是低得难以置信。过低的中期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使得在2002~2006年期间,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如图3-20所示)。这些买房人对利率波动的风险是脆弱的,一旦低的利率上升,便会失去支付能力。个人储蓄的降低以及家庭债务的增加,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过度消费开始。
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惘和恐惧。
“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经济仍处于世界经济“坐庄”的地位,不能推卸其对世界经济的责任。2009年,美国在信息和生物产业仍然占有最前沿地位,美国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很重。在教育上要动大手术,从财政上增加教育投入;在金融领域要加强监管,居民部门增加储蓄和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四、贸易保护主义。供给学派把大萧条归结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口平均关税由33%提高到40%,向2万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遭到各国报复,世界贸易大幅度缩水。
2004年3月11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就美国教育状况作证时说,“概括说来,(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了,从而适应了复杂资本积累的需求。但是在过去20年,有技能工人,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平均技能的工作者。与这个趋势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低于平均值,甚至没有增长。这样一个相对工资差别现象意味着我们在高技能工人的供给上短缺,在低技能工人上过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预言了“知识员工”的出现,但美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生产“知识员工”数量远远跟不上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
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新经济”提高了资本的预期回报,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美国资本账户产生大量盈余,而经常项目逆差的恶化则达到了较大程度。
美国经济的知识员工供给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力资本就停滞不前。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委托下,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报告书,阐述了美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该报告发出严重警告:“每一代美国人都在教育、识字和经济收入上超过他们的父辈;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代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将不会超过、不会等于,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的父母。”
三、银行体系崩溃。当年政府官员没有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挤兑。
图3-24显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日本、法国和德国经济高得多。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也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有弹性。在这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下、在信息产业工资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背景下,美国信息产业仍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严重缺乏。由于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缺乏,如图3-25所示,美国信息产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7年以来逐渐下降,美国经济也相应减速。
一、货币政策失误。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

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

1983年的《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有没有效果呢?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美国教育问题。第一是联邦政府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教育很重视。例如,1994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年1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1000亿美元,比起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小得多。美国州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花费已经相当高,达30%左右。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不出钱,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钱,多个全国教育法案在落实上大打折扣。第二是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不够。在美国,科学素质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第三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海外移民和留学生的政策更加苛刻。美国信息产业需要大量的“知识员工”,“9.11”之前,这些知识员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9.11”之后,美国本土的知识员工供给仍旧不足,海外移民的知识员工也受到了限制。所以,由于美国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和移民政策的收窄,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
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对这次大萧条引起的原因,提出过几种可能:

导致世界大萧条的几种原因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场灾难之中,商业的萧条、失业的增加、企业的损失,其严重程度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整个世界数百万的家庭,现在都处于极端贫困和恐慌——有时这一点更为严重——的状态之中。据我估计,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失业工人总数大约有1200万人。但是我不敢断定,在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国中,人类面临的悲惨境遇,是不是更加严重。那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暴跌,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陷入破产境地,他们的农产品收入,远远低于所耗费的生产成本。因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宗产品,如小麦、羊毛、蔗糖、棉花以及其余绝大多数商品,其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现在已低于战前水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它们的成本却依然远远高于战前水平。据说,一两个星期以前,利物浦的小麦售价,达到了自250年前查理二世统治时代以来的最低价格纪录。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二、财政政策失误。美国总统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试图保持预算平衡,没有通过赤字大幅度进行财政刺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最快的10年,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部门是主要增长来源之一。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平均每年增长大大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显示,信息产业的产值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上升,带动了超过1/4的经济增长。200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演讲中说:“对美国经济来讲,过去的10年是不同寻常的。核心技术的相互作用显著地提高了高技术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引起企业资本支出的增加,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这些较高的预期回报率的资本化抬高了资产的价格,并对家庭在相当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新住宅和耐用品上的支出的巨大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支出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已经提高了的实际收入的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在过去100年里,长期平均保持在2%~3%左右的增长率,基本上代表了前沿领域的创新性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主要火车头。2009年,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经济总产值却超过世界总产值的2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4万亿美元,相当于排在它后面的日本经济的两倍多,其人均产值比世界其他大国都高很多。美国是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国内市场很大,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体。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高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的崛起。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机遇:
1974年1月,“石油危机”爆发。这一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锐减,实际经济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数,宣告了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只是在1995年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出现过短暂增长,之后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从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经济“失落的第一个10年”。2002年后,在国外需求特别是中国进口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础仍然相当脆弱。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轻易衰退。
日本制造业增长和工业增长呈高度正相关,而正是制造业减速,才拖累日本整个经济活动下滑。日本制造业技术进步在工业经济内已经到达“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潜力有限,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丧失,经济因此会停滞下来,进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业利润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在1991年进入平滑期,2002年虽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后又停止增长,这说明制造业利润上升的长期稳定趋势已不存在。
自1961年起,日本年经济增长达到11%,日本用10年的时间让经济总量翻倍。为迎接1964年东京奥运会,大量建造体育场馆等设施,1963年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设备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1964年10月,当东京奥运会隆重开幕时,东海道新干线、东京高架单轨车、首都高速公路网、地铁、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已相继通车,日本国民生活开始流行“三大件”,即当时有所谓的“3C”(新三宝):汽车(car)、空调(airconditioning)、彩色电视机(colortelevision)。“伊弉诺景气”指的是1965~1970年期间连续5年的经济高增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有8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入场者多达6421万人,取得巨大成功,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经济区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1955年,日本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0%,而1973年对美国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竭尽全力,货币政策的利率降为零,多次财政刺激政策使国债/GDP比例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停滞。存款利率长期接近于零,总体上已经失去了通过货币政策促进需求的条件,也使日本国民失去了一个通过复利进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日本“失落的第一个10年”后,需求学派黯然失色,轮到供给学派登场了。2001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认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强调要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恢复国民信心,重振经济。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功前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众空前欢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
日本没有敏感地发现信息革命的出现。20世纪70代末本应发起经济体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于应付石油危机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沉醉于远高于世界平均值的经济增长,错过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缺乏经济体制改革,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日本企业仍然沉浸在制造业内精益求精,没有将信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如图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软件企业投资增长不快,没有大幅度上升,与制造业投资相距甚远。
第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促进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也鼓励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处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发了美国经济学界对日本企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使得企业在需求不旺盛时和需要开拓蓝海时,不能通过裁减人员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很难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无法快速有效地通过招募新技能的劳动力来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传统产业下不去,新兴工业起不来。
三、在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更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日本最佳的经济改革时机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1991年经济增长停滞后,再推进结构性改革就会面临更多阻力。同时,日本缺乏经济思想的储备和传播,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中国经济要避免长期停滞,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逐渐转为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改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革命的适应性。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有没有产生新兴部门的机遇呢?回答是肯定的。从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悄然出现了一个革命性技术创新,即信息技术,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的冲击波。这要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之外,诞生和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经济结构由机械化、电子化转向信息化、网络化;企业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此时,“赢者的诅咒”应验了。由于日本制造业的专有资本(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源和企业组织方式)积累水平很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体制对信息革命反应不敏感,新兴的信息部门得不到原始资金供应,工资水平较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到新兴的信息部门去工作。结果是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新兴部门又成长不起来,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停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结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经济改革也是艰难的,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持。自从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通过多次财政刺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试图控制中长期财政赤字。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政策操作长期是难以协调的。如1992~1995年日本实施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但1996年政府突然消减公告项目投资,1997年又开始增加消费税税率。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目前为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13年将达到每4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2035年每3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到2050年左右平均2.5人中就有1名是老人。日本的老龄化导致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花费逐渐上升,可社会保障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出现长期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8年约为GDP的200%,远远超过欧盟为成员国规定的60%上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所说:“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曾有过15年的高速增长年份,那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为止。在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的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年10%,其后出现了‘石油冲击’,日本经济学家们改口说,不是10%,而是7%~8%。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他们又说,不是7%~8%,而是每年5%。现在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又说应该是3%~4%。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长给日本人带来了超现实的乐观情绪,以为这种快速势头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纵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日本经济,它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平均值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长率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二、及早防止掉入制造业“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在走向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中国制造”在经历了品牌经济后,由于国内市场庞大,区域差别巨大,容易控制成本。但“中国制造”终究会与“日本制造”一样,开始逐渐衰落。日本经济没有能及时转向信息经济,停留在日落西山的“日本制造”上,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在1991年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仅依靠“中国制造”,也同样会走上与日本同样的道路,即长期停滞。
第一,主银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主银行,主银行既是主要的贷款人,又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这使得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能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这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业总有投资机会,且投资有效。一旦投资失败,银行体系就承担了企业部门的大量系统风险。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力革命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必然会逐渐消失。同时,这种主银行制度对高风险的私募投资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间风险投资不活跃,缺乏美国式的灵活融资机制。日本创业家要向金融机关借钱相当难,万一创业失败就必须背负大量负债。
小泉将自己要进行的改革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提出“Nopain,no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进行一场不怕痛苦、不怕触及既得利益、突破过去经验的“新世纪维新”,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经济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内消除银行呆、坏账等不良债权,放开市场竞争,控制国债发行量。2001年以来,日本陆续出台了“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大打技术牌。
小泉结构性改革增进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活力,非长期雇用员工开始占劳动力的相当比例,银行坏账大幅度减少,企业开始转型。但小泉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国内缺乏改革共识,劳动力市场等关键性改革远远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长期体制性问题。虽然日本经济近几年有所起色,从2002年1月开始复苏,但依然没有恢复强势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又陷入衰退,企业信心持续低落,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脆弱性,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W形状”的衰退。2001~2011年,将不幸成为日本“失落的第二个10年”。日本经济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以“学习型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最终走出制造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一、中国制造业靠价格优势取得了重要发展,今后是需要建立国际品牌的时期。而“日本制造”成功地创造了一大批国际品牌,在品牌塑造上,日本企业经验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日本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信息经济艰难转轨,造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处于“滞胀”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借外债搞国内建设,国际资本也适应了这种需求。1984年,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美国率先走出“滞胀”,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经济复苏。1981~1982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度跳跃,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技术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预期投资收益率突然上升,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但信息技术专用的世界资本存量在1981年时还很少,所以边际生产率高,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跳升,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美元也稳步走强。美国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出现制造业不断衰退的情况,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把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高估,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国际汇率关系,首选协商目标是对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和前联邦德国。
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指出,因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开始的“新经济”浪潮,所以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即陷入长期衰退。在新经济条件下,20世纪既有的经济模式几乎都不管用了。2001年,德鲁克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对资产价格飞涨担心,并采取了调整措施。如图4-10所示,日本银行在1989年将贴现率提高至4.25%后,又于1990年8月调高至6%,这导致日本股市暴跌(见图4-9);1990年4月,大藏省规定,对银行投入不动产部门的贷款总量作出限制,导致地产价格开始下跌,使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在股市崩溃后的一年里,日本中央银行却继续提高利率,并一直不愿降低利率。当时,日本中央银行认为挤出泡沫是经济调整的正常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又被迫采取补救措施。1991年7月1日,日本中央银行把法定贴现率由6%下降到5.5%,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由从紧到宽松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日本中央银行逐渐把法定贴现率降为零(见图4-10),这等于掉进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上有不足之处。汇率政策带有很强的国际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1/4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了。1971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协商国际汇率的多边调整。迫于压力,日本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图4-8描述了日元对美元汇率长期升值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长期维持巨额贸易盈余,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继续维持对美国贸易盈余;三、日本资本账户盈余。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30年前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了第一流的富裕国家。由于“日本世纪”的来临,国际资本预计日元持续升值,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日本;四、非理性乐观。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第一》成为世界畅销书。日本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主持起草的“前川报告”加重了这种非理性乐观情绪。该报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出台的,不但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还过分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普及住宅来扩大内需,通过直接投资增加海外进军力度。事实证明,日本的高储蓄率是很难改变的。
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可以归纳出4条经验和教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日本经济未能成功转轨的,恰恰正是曾经在工业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经济制度:
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和国际收支账户盈余,同时日元的国际化水平并不高,这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的流动性逐渐升高,出现长期低利率。在国际的一致吹捧和国内的非理性乐观情绪下,日本出现资产泡沫。1987~1991年日本开始出现对股票和地产的投机,导致股价和地价暴涨。1984~1989年,土地价格暴涨了约两倍;如图4-9所示,日经平均股价从1984年的11000日元涨至1989年末的39000日元,最高市盈率高达90多倍,远远高于美国股市长期为15倍的平均值,引发了严重的股市泡沫。
四、从需求方面看,宏观控制既要防止资产泡沫,也要保持财政的稳健和国债的可持续性。日本国内储蓄率高,又有国际贸易的大量盈余,再加上日元国际化程度低,导致日本经济流动性过剩,利率水平低。在“日本制造”缺乏投资机会的时候,大量流动性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形成非理性乐观情绪,就出现了资产泡沫。日本货币政策在对待泡沫上预防不足,在泡沫破裂后没有及时大幅度降息。日本财政政策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断推出刺激计划,但效果不好,与中长期财政平衡目标难以协调。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日本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200%。中国货币政策要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为什么日本经济会突然减速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它的制造业。“日本制造”征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汽车、电子、造船以及钢铁等产业拥有多个世界级企业。日本的工业界几乎都是机械化,比如高级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国际一流,而且可以说是效率非常高的产业。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没有开发商业飞机项目,却选择了机器人的技术路径,工业用机器人的生产量约占世界的7成。“日本制造”拥有高品质的国际形象。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为全球管理界学习的典范。日本靠制造业维持了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的水平。

货币和汇率政策

日本制造业逐渐衰退是必然趋势,但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迅速升值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怂恿了资产泡沫的生成和暴涨。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通过主银行体系的转化,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支撑。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减速,投资机会减少,日本的银行体系出现大量流动性,开始倾向于投资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行业;二、日本经常性账户盈余转化为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逼迫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如图4-9所示,日经指数从1984年的10000多点推向1989年39000多点的最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出现下滑,股价指数开始回落。从1991年至2009年已有18年,仍在15000点左右徘徊。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出现惊人衰退,日经指数跌至10000点以下,好像重新回到了1984年的起点,令人对经济的繁荣和停滞之间的轮回感慨不已。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如图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18年间,实际增长率年均为9.7%,令世界瞠目结舌。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目标,预定的年均增长率为5%~6.5%。1956年,日本加强电力工业建设,从国外进口原油,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1955~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意想不到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政府预定的目标。1958年,日本开始生产汽车、电视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增长高潮,称为“岩户景气”。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参与该计划制定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建议,“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勃兴期,国民创造能力的解放,乃是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尽管1959年经济急剧膨胀,增长率达到17%(当时统计的名义增长率),但仍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1972年后,日元对美元保持了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这一趋势在1985年被突然打断,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而日元则急剧升值,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并没有达到“广场协议”的初衷,即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第三,教育体制单一。日本的教育体系优势在于普及教育,培养同质性人才,适用于工业经济,但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信息经济则明显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社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在量产高于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体系下,被教出来的‘优秀’孩子,并不适用于未来的时代。”从1991年起,日本制造达到顶峰后逐渐停滞。当制造业投资机会消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日本教育体制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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