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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需要经济软实力

姚余栋政治经济

另一方面,我认为撒切尔夫人和张五常又过于悲观了。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30年有“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和“价值规律”的孙冶方等;后30年有“厉股份”、“吴市场”和“刘旋风”等。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国增长奇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1992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震撼世界的经济大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商品经济是最合适的切入点,人们学习和体验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体会价格变化,其次才能学习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1980年初夏,由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企业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被改革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被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认同,对中国经济改革中重塑市场主体和发展市场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在《通论》一书的结尾中强调思想对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他的名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已家喻户晓。经济实践的历史证明了凯恩斯预言的魅力。从工业革命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100多年里,自由市场经济、稳定的货币和开放的世界经济被视为经济繁荣的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金本位的努力失去了用货币贬值作为弥补经常性账户赤字的措施,而价格下行比上行难得多,大大缩减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通货紧缩产生大量失业。凯恩斯曾反对英国试图回归金本位的努力,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预言该项政策会导致失业。
中国经济越来越复杂,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成千上万的合格经济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解难题,在经济理论创新和研究政策方面作出贡献。2008年,林毅夫在《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为中国经济软实力作贡献指日可待。中国不光出口制成品,也可以大量出口经济思想。我试图在阐述经济大历史和大未来的时候,为世界经济提供一种经济思想,也为中国复兴提供经济软实力,特别是为建国80周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储备经济思想,为今后出现中国籍的经济学大师抛砖引玉。
我们再看一个经济思想成功扩散的例子,它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做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于人力资本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劳动技能的高低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生产性作用的不同,结果使国民收入增长的程度也不同。
我认为林毅夫过于乐观了。经济总量的概念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经济金融复杂程度产生影响的人均收入水平。19世纪末,美国悄然崛起时,不但是经济总量,而且是人均收入超过英国。美国纽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总量是英国的10倍,人均收入大大超过英国。所以,世界经济学中心的英美交替足足花费了近50年的时间。2008年,在总量排世界第三的同时,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国仍然是刚走出低收入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估计在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可人均收入只不过是美国的1/3,到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则刚超过美国的一半。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国际性。长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核心问题。但事实上,经济学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长期增长相关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地方已经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很穷;还有,为什么有些地方看起来有望赶上,实际却没能摆脱贫穷,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现今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很好解释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和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对人类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难题贡献中国的经验。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显著增强,中国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20个百分点,超过美国的贡献,确保了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世界实体经济不衰退,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中国是开放的大经济体,世界贸易占中国经济总量的70%,出口占35%,净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减少。
经济硬实力与经济软实力相辅相成,也可以说,经济思想的领导地位促进了其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也绝大多数出自英国。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创办。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大英百科全书》说:“在将近100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国富论》对英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同时主张政府无作为,不干涉经济发展。《国富论》传入中国时,1900年中国《新闻报》曾评论:“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去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另一种是悲观的预言。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预言:“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质问:“中国改革开放27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考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
但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例如,建设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从干中学,也需要经济学家勇敢地进行经济思想的创新,为未来的改革之路作超前准备。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英国采取的这种错误政策,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失业率增加,加速了英国经济的衰落。1931年9月20日,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美国总统胡佛离任前一天,还警告即将接任的罗斯福总统不要干预经济。可当时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之中,不能说胡佛总统对惊人的失业率视而不见,只能说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灾难变得麻木了。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被看做天经地义。1998年9月,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宣布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时,引起国际金融界哗然,批评声一片。但是,后来马来西亚经济的较好表现至少部分证明了资本控制的必要性。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认同合适的资本控制。
“软实力”的含义很广泛。我认为,经济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之一。经济思想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经济“软实力”。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中写道:“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于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
舒尔茨提出了9项主张:在税收政策上应该给人力资本给予优惠;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避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人为的干扰;完善人力资本市场,银行应积极主动地提供人力资本所需的费用,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明确教育和保健同样具有经济意义,它们是一项投资,要扭转投资在这方面的不平衡;增加政府投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舒尔茨的经济思想从1960年至今的约50年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就连中国的人事部,在与劳动保障部合并后,也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也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基础之一。我们应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可,而是被认为是一种混合型过渡经济,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向世界解释和营销。
中国的经济软实力前景如何?目前存在着两种看法。
中国经济软实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社会上对国家崛起的讨论如火如荼,无意中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国意识”。但《大国崛起》只是陈述了历史上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事实,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这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理论框架。当前,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受到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参考作用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同时,中国“本土”的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化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994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第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却变得异常复杂,要保持一个有利的经济大国形象,要有话语权和赢得舆论支持,例如,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但国际上随时会掀起中国汇率风波。第三,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提高1亿人的生活水平容易,但提高10亿人的生活水平不容易。世界上还有10亿人生活在最底层,如果这10亿人的经济体从中国获得经验,人类文明就能前进一大步。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既是对他个人学术成就的国际性认可,实际上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承认和看重。
一种是乐观的预言。林毅夫满怀信心地预言:“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经济会自动平衡的固有观念出台了许多错误的经济措施所致,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效果。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在1929年后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大萧条持续了过长时间;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储备吸取了1929年的教训,在货币市场无限制提供流动资金,同时迅速放松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于1998年和2008年果断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英国悄然地转移到美国,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于20世纪30年代悄然向美国转移。美国在崛起中也伴随着经济思想的崛起。早在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写道:“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美国取代英国在经济学的领导地位是必然的。凯恩斯可能是英国作为世界经济学中心的“最后一个贵族”。可惜,他本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1944年他任英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这两个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凯恩斯倡议多年的,但在这两个组织的总部是放在美国还是欧洲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与美国代表发生激烈争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决定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回国后凯恩斯对此郁郁寡欢。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在家中去世。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进入世界工业经济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形象,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2008年是中国梦想开启之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重新点燃中国梦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国画卷,拉开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8月19日发表题目为《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的文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在对中国经济曾经相当悲观之后,国际舆论从2001年起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得极为乐观。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纪》。文章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将不是美国,而是中国。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说,“进一步讲,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听到这些话,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之路不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文章认为,“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一直受列强欺辱,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奥运会前,一些西方领导人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但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缅怀过去,探索未来,免不了被中国近代的经济蹉跎和沉沦经历刺痛。2009年,中国人恢复千年自信和重启丰富想象力的闸门,彻底走出百年悲情,轻装上阵,放飞中国梦想,追寻绚丽多彩的“中国梦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国梦想3.0”。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经逼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领先于美国。当时,许多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维持高利率,美元开始了贬值进程,日元开始在两年内大幅升值。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很不稳定,日元不应该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国内外捧为“明星”,增长前景看好,大量资本在国内进入股市和房市,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来一直未能摆脱长期增长停滞的困境,而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将近10年的蓬勃增长。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为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就不能解决长达百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和从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难以降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带来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滞不前,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革命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往往从现有经济主导部门之外创造新的主导产业,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效率低下,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通过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解放蕴涵在生产力革命中的新的社会财富。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单色书网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比经济繁荣的时候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很难改变,一旦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将在经济体内造成大量的流动性,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投资国外资产和产业,否则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高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国际经济舆论捧杀的,也是被信息产业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赶上美国。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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