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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计划经济的总结

姚余栋政治经济

再看苏联1980年以后出现的停滞与日本1991年以后的停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潜力已经没有了,巨大的物质资本积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打击,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开始进入经济减速期,经济体制随之僵化。
什么是计划经济呢?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下。即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复兴之路》曾有一个精彩的采访。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前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厂(湖北二汽)的厂长,他在一次清华大学授课时说,企业和国家的界限就是一个仓库大门。二汽把生产的汽车交给一个国家的仓库,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由国家计划来负责汽车的分配。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宽幅振荡。工业增长率与投资率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大起大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投资的限制来自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账户。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国家是吸纳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当时国际贸易很少的情况下,财政约束占主导地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基本建设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计划经济不光是短缺经济,而且受到财政约束,是一种“振荡经济”。一方面,由于没有“钱生钱”的过程,资本复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发挥,造成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陈云在1954年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
但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调。在李富春的报告中,明确规划了这个比例,“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这个比例有直接照搬苏联的痕迹。苏联在沙俄时期就开始工业化,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当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所以,“一五”计划的比例是不适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初始化条件的。二是给地方的投资自主性偏小,对企业管得过死。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重积累而轻消费,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管得太严太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意识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所以,必须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相适应,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断。发现消费过低,就只好压投资。重工业优先战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容易出现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脱离的严重问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旦消费水平过低,反而会拖投资的后腿。二是就业机会创造能力差。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直接减轻就业的压力。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说明工业化的技术选择是有严重问题的,发展的成果没有与更多人共享。
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制性储蓄时间过长,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通过压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中国农业部门储蓄转向工业部门,同时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工业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家财政盈余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依靠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进行长期强制性储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就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严重挫伤。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1925年,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理经济,轻工业和农业必须适应重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它提供资金。在实际生产上,中央的指令也贯彻到整个生产过程,企业主管由中央委派、国有企业的财政预算及年度计划由中央审批、国家指令代替市场原则、按政府需要生产及分配资源,譬如以重工业优先,指令性经济计划完全体现其中。自1928年发起至1991年解体,苏联共实行了13个五年计划。如图3-9所示,苏联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它取得了1933~1938年间和1948~1958年间较高的增长率,这似乎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增长势头开始减弱,70年代增速大幅下降,80年代陷入停滞。从1965年到1990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过。商店里只有货架,没有商品,人们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居民住房严重短缺。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中国普遍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没有资本,只有少量苏联等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靠国内储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现有的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模式制度性缺陷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工业部门内缺乏技术进步,而没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计划经济的确存在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不是最深层次问题。更深刻的解释是苏联没有能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增长机遇。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计划经济内产生信息经济。由于工业部门工资很高,又没有劳动力市场,一个计算机企业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没有资本市场,同时银行根本不会冒技术革命的风险而为企业提供贷款,企业找不到投资者。
中国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可以占领国际市场,获得经济利润,迅速积累资本,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小步快跑”的升级。在共和国第二个30年里,浙江的经验就是这种发展战略最好的例证。1978年前,浙江几乎没有工业。1978年后,浙江从手工轻工业做起,逐渐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2008年,浙江已经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了。大家可能记得,浙江人先从钉皮鞋、弹棉花、做衣服这些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装备制造业。浙江的产业升级和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它的必然性。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创业,创业就有系统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却是失败的。事实上,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有巨大的系统创业风险。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也受到当时国际经济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一片萧条的同时,苏联经济却呈现出了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而这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传播到了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1947年独立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国相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似。1950年代初,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仿照苏联制订了多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对重工业大量投资,忽视轻工业,此后印度年增长率长期为2%,被称为“印度式增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1年。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中心,搞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现实的选择。
所以,新兴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只有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信息革命则是巨大的灾难。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则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因为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可能刚计划开始生产就已经过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本书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在“红海”里实现技术创新,而还在于要形成更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来鼓励企业进行革命性创新,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创“蓝海”。
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张中国建国初期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他们认为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外生的,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并最终产生了路径依赖。
苏联从1971年就开始努力走集约化道路,辛辛苦苦搞了20年,结果还是不成功。苏联在计划经济的初期是有显著的技术进步的,否则,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那么高,只是后期技术进步逐渐消退了。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制造业技术进步停止是必然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后终将告罄,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这不是增长方式问题,而是工业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出现的必然规律。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是完全的时间上的巧合吗?不是的。美国和欧洲当时在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枯竭,制造业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信息产业刚刚诞生,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靠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往往是缺乏投资成效的,反而带来的流动性开始泛滥,货币政策的反高通胀的可信性还缺乏,通货膨胀变得难以控制。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还考虑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李富春在报告中表示,“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5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33%”。“一五”计划中的投资分配是比较全面的,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关于计划经济,有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地回答。第一个是为什么苏联计划经济能短期成功而长期失败?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著名争论中,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行,没有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杰弗里·萨克斯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认为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复杂的程度,计划经济就跟不上了。但很难判断分工的复杂程度分界线,所以杰弗里·萨克斯的说法还是缺乏可信性。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是不是没有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技术进步在初期是显著的。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国有企业赢利性不高,国家财政收入跟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即拉车的马还是一样,“小马拉大车”,越拉越累,最后不得不踩急刹车。在这种财政约束下,经济发展只能停停歇歇,导致大起大落。如表3-www.99lib•net3所示,中国财政预算收支在“一五”期间基本平衡。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开始了“大跃进”,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资出现狂热,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可是,财政收入根本赶不上财政支出中的投资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财政赤字。在债务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发行大量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中说,“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最后,大规模投资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产生严重经济后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1961年,中国确定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压缩投资规模,才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取得良好成效。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为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就不能解决长达百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和从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难以降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带来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滞不前,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革命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往往从现有经济主导部门之外创造新的主导产业,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效率低下,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通过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解放蕴涵在生产力革命中的新的社会财富。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缅怀过去,探索未来,免不了被中国近代的经济蹉跎和沉沦经历刺痛。2009年,中国人恢复千年自信和重启丰富想象力的闸门,彻底走出百年悲情,轻装上阵,放飞中国梦想,追寻绚丽多彩的“中国梦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国梦想3.0”。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文章认为,“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一直受列强欺辱,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奥运会前,一些西方领导人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但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经逼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领先于美国。当时,许多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维持高利率,美元开始了贬值进程,日元开始在两年内大幅升值。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很不稳定,日元不应该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国内外捧为“明星”,增长前景看好,大量资本在国内进入股市和房市,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来一直未能摆脱长期增长停滞的困境,而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将近10年的蓬勃增长。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在对中国经济曾经相当悲观之后,国际舆论从2001年起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得极为乐观。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纪》。文章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将不是美国,而是中国。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说,“进一步讲,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听到这些话,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之路不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比经济繁荣的时候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很难改变,一旦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将在经济体内造成大量的流动性,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投资国外资产和产业,否则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高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国际经济舆论捧杀的,也是被信息产业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赶上美国。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单色书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进入世界工业经济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形象,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2008年是中国梦想开启之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重新点燃中国梦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国画卷,拉开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8月19日发表题目为《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的文章。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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