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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走出千年动态均衡

姚余栋政治经济

但在当时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和人均教育年限2~3年的中国,这种提法无疑是违背社会共识和无法被大多数人理解的。马寅初受到广泛的批判,也正是因为这种批判,使他的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地传播,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事实上,也因此使中国完成了关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思想准备。15年后,即1970年以后,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开始逐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提倡优生优育,遏阻人口爆炸。1972年8月,卫生部在向国务院提交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首次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方针。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上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应该说,在1972年开始控制人口,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1979年9月14日,马寅初得到了彻底平反和应有的承认。没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就没有经济理论准备和严肃的政策思考,实行计划生育的时间可能会更晚。
中国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均衡,成功完成了人口转型,比印度和其他欠发达国家提前了20年。如图3-8所示,从1964年开始,中国人均收入就逐渐摆脱了千年的停滞状态,开始了缓慢增长。中国人均收入在经过了千年的停滞不前和百年的沉沦后,终于开始增长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
中国近代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超前于时代,为及早控制人口提供充足的经济思想准备,留下历史遗憾。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由于没有经济思想准备,人口政策在短期内的大转变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试图推动计划生育,但遭到了印度社会广泛的抗议,只好放弃,直到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才开始被逐渐接受,但2000年通过的防止全国人口超过11亿的计划已经落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估计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6.58亿人,超过中国同年的14.08亿人,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应该说,当时世界经济学前沿还没有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人口质量问题。直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才开始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革命。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1959年开始,“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以致1960年出现了罕见的人口负增长。由于经济的恢复,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反弹,1964年出生率创历史最高点,达4.2%,构成一个异常明显的人口波峰,我称之为“中国婴儿潮”。1964年的人口高峰是中国在人口转型后的最后一个婴儿潮,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有标志性意义。1964年后出生率开始稳步下降,这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个下降发生在197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图3-7表明,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950年起基本是直线的,人口转型比印度、其他欠发达国家和世界最贫穷国家都成功。单色书
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实施了“第一推动力”,走出了“低人力资本,高生育率”的贫穷陷阱;(2)中国初步工业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1952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为1531万人,到1978年,这个人数增加到6945万人。在25年中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5100万人以上。而从1952年至1978年,生产性人口从21106万人增加到40682万人,净增2亿人。中国工业化使得每4个人中有一个能参加到工业部门的工作。尽管这个机会远远不够,但对普通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仍然会产生吸引力。例如,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转非”是极为困难的,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就自动“农转非”了,毕业后可留在城市的工厂里。尽管农村孩子升学的概率并不高,但也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制订和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项是最根本的。
1949年建国后,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经济决策层对中国人口问题都缺乏思想准备,1952年开始基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搞计划经济时,人均教育水平是较高的,人口是较少的,对人口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探讨。而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建国初期空前高涨的热情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多是好事”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1949年前,中国保持着人口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建国后,因为社会安定、生活改善及迅速普及的基本医疗,使中国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很高,人口基数又很大,这导致人口剧增。图3-6显示死亡率从1950年起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印度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
如图3-5所示,中国的教育经费除了在“文革”初期大幅度减少外,基本保持了稳定,维持在政府财政支出的7%左右和GDP的2%左右。这比1840~1948年期间的历届政府对教育的实际投入都高得多。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多,但也只是财政支出的3%左右和GDP的1%左右,而且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从1952到1978年,中国的公共教育花费996亿元人民币,与固定资产投资花费7722亿元人民币相比,占近1/8,说明中国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没有因为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而牺牲对教育的投入。当然,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使教育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新中国的第一代经济学家无愧于他们的历史使命。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提交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马上遭到了很多批评。马寅初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新人口论》不是关于人口的论文,而是一篇超前于时代的经济巨作,如长空惊雷。马寅初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新人口论》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
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力资本得到大量积累。毛泽东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人力资本投入阶段,同时,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鼓励人们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政府直接投资教育事业,降低了普通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生率开始下降,中国经济开始由“高水平动态均衡”向“高人力资本、低出生率、高增长”的状态转型。如表3-2所示,随着育龄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未上过学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是2.21个,而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仅仅为0.4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书关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基本假设。
从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1840年到1948年这108年中,这个千年均衡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冲出持续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一次持续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
综合上述,一个未来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既是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哲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诸种才能的综合,还是实践终身学习的人。人类经济的繁荣和挑战需要大量这样合格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梦想有朝一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像牙医那样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读者共勉之。
尽管如此,人类的经济挑战是现实的和紧迫的,例如非洲的长期贫困,日本的10年停滞,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等。这些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作为一种对经济问题的专家来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但是,凯恩斯强调了综合性而忽视了专业性。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有许多分支,在一个小的领域做专家就很难了,了解经济学的整体几乎不可能,必须有所专攻。对一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其他领域了解就相对容易,可能享有“一通百通”之经济规模。但经济生活往往是复杂的和系统的,过分专注于一个学术领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有受单一学科限制的风险。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数学家在讨论一个数学难题,那么,这50个数学家往往会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那么,这50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50个观点。这就好比古代印度寓言中那6个盲人摸象一样,每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便自称认识了大象,结果6个人就有6种关于“大象长得像什么”的不同观点,并为此整日争吵不休。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应该说,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多种才能融合的要求有一定启发性。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所须具备的数学家成分。对21世纪经济学发展来说,凯恩斯这句话快要过时了。凯恩斯没有想到人类会发明计算机,带来一场技术革命,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将很快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同时,经济模型已经愈来愈复杂,比如,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模型,根本没有指望求出一个封闭的解,证明公理也很困难;只有用计算机模拟才能解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从数字模拟转向计算机模拟,否则难以算出估计值。在此情况下,数学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今后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软件工程学,今后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水平。
从20世纪某一时刻起,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职业。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早些时候说:“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与瓦特、斯蒂芬孙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后来,该杂志却通过一个笑话来给予经济学家这一职业一个辛辣的讽刺。这个笑话大致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在火车上碰到三个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聊了起来。为了能有针对性地聊天,爱因斯坦想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90,爱因斯坦很高兴:“我们可以讨论原子物理学和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第二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50,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讨论新西兰为追求世界和平所确立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50,爱因斯坦稍作犹豫,然后问道:“你预计下个月的利率是多少?”
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成分。经济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然而人生短暂,懂得经济历史会加速经验的积累,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还将赋予经济学家深邃的洞察力。许多人深信,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正确的,前人的思想要么被视为已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学知识中,要么就是错误的,因而忽视了经济学发展史,忽视了经济学作为带有科学属性的学科会不断发生科学革命,例如“凯恩斯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新古典经济学)。
让我们看看政治家成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学问立身和顾及自己的信誉,学问要靠艰苦的研究,信誉要靠长期的积累。历史表明,经济学家通常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多出于律师,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像律师那样在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其实,凯恩斯所欣赏的“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的品质在企业家中也可以找到,因为企业家必须务实,不能脱离市场环境,否则企业的产品就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而且,企业家还有创新能力,这是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所必需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前后褒贬不一呢?经济学很像建筑学,难以重复试验。对一个建筑物有许多设计方案,在建筑完成之前很难判别哪一个设计方案合理,等建好了再评判往往就来不及了,因为“木已成舟”。在没有把一种政策方案付诸实践之前,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方案都可能是对的。如果采用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和无法挽回的。所以有人把经济学家的对经济发展的危险说得很“深刻”,指出:“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
对这个问题会有许多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讨论20世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看法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拙见。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提出了对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经济学家的要求:
再谈谈艺术家成分。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特别体现在经济学的政策层面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态都难以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完全表达,好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根据某一种模型单纯推出来的,而是一种综合经验、知识甚至灵感的对未来的正确判断。在执行经济政策中,怎样把握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又是一种艺术。
即使一个经济学家既有专业性又有综合性,还是不够的。一个合格经济学家还要终身学习。萨缪尔森曾说:“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也是经济学家”,这种观点其实是可笑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经济生活在变,经济规律也在变,经济知识就必须跟着变。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资本账户危机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经常性账户危机。所以,知识不是力量,学习才是力量。
让我们看看哲学家成分。随着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技巧甚于哲学内涵。没有哲学成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哲学预见性的一个胜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宇宙形成的星云学说,这个预见比真正发现星云早了许多年。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至今有深刻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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