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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甲子年告别悲情

姚余栋政治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比经济繁荣的时候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很难改变,一旦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将在经济体内造成大量的流动性,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投资国外资产和产业,否则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高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国际经济舆论捧杀的,也是被信息产业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赶上美国。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缅怀过去,探索未来,免不了被中国近代的经济蹉跎和沉沦经历刺痛。2009年,中国人恢复千年自信和重启丰富想象力的闸门,彻底走出百年悲情,轻装上阵,放飞中国梦想,追寻绚丽多彩的“中国梦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国梦想3.0”。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进入世界工业经济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形象,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2008年是中国梦想开启之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重新点燃中国梦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国画卷,拉开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8月19日发表题目为《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的文章。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文章认为,“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一直受列强欺辱,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奥运会前,一些西方领导人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但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对中国经济曾经相当悲观之后,国际舆论从2001年起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得极为乐观。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纪》。文章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将不是美国,而是中国。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说,“进一步讲,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听到这些话,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之路不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单色书网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经逼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领先于美国。当时,许多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维持高利率,美元开始了贬值进程,日元开始在两年内大幅升值。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很不稳定,日元不应该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国内外捧为“明星”,增长前景看好,大量资本在国内进入股市和房市,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来一直未能摆脱长期增长停滞的困境,而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将近10年的蓬勃增长。
为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就不能解决长达百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和从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难以降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带来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滞不前,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革命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往往从现有经济主导部门之外创造新的主导产业,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效率低下,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通过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解放蕴涵在生产力革命中的新的社会财富。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的“鲲鹏”,更是达想象力之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明朝后期和清朝既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冒险精神,连黑格尔都为中国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安格斯·麦迪森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于是,中国的想象力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即在最不应该衰退的时候开始衰退。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孟子在3000年前就有“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的梦想。2003年,中国彻底免除了农业税,还反哺农民,实现了孟子的梦想。
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与中国没有太多区别。《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应该说,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很复杂,可能原因至少3个:一是明太祖的“祖制”影响;二是当时抗击近海倭寇侵袭的防卫需要;三是明朝中期财政状况的恶化,难以继续支持航海。
与“小康社会”的千年理想相比,“大康社会”也是中国的千年梦想,可以说是比小康更富足美好的社会。“大康”出自《诗经·唐风》篇,“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乐府诗集》卷十五的《燕射歌辞》写道,“朝野无事,寰瀛大康。圣人有作,盛礼重光。万国执玉,千官奉觞。南山永固,地久天长”。“大康社会”是对盛唐的一种生动描述。郦道元在《水经注》也有诗句,“大康华夏,绥静黎物”,再一次把“大康社会”与“华夏”紧密相联系。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比“大康”更高级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者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也成为中国的千年理想。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中描述了黄帝时代“百姓昭明、百和万国”的“中国梦想”。
《诗经》中也表达了对“小康”和“大康”生活的向往,对千年中国梦想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小康,源于《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反映了中国人民想过上比温饱更好一些的生活的理想,即“小康生活”,同时也提出“中国”的概念和对“四方”的关注。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进一步阐释了“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逐日是中国梦想。夸父与太阳赛跑,大概是最有悲壮色彩的比赛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写下了“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文学大师巴金在《日》中赞叹夸父,“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中国梦想逐渐从神话过渡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演变成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理想。《诗经》中《国风·魏风》篇中提出了“乐土”、“乐国”和“乐郊”的经济理想:
大明永乐三年6月15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从江苏太仓出发,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7次下西洋。郑和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明史》称“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
西汉末年,中国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王莽表达了当时的“中国梦想”,就是“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中,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中国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梦想的真正动人之处不在于梦想本身,而在于被梦想的魅力所激发出的想象力和创业激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经过几千年世事变迁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南宋诗人郑思肖曾写下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中国从不缺少想象力,中国人向来勇于追梦。中国自古就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神话故事,许多神话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大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继出现,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昌盛,经济空前繁荣,中国梦想在当时的世界响彻每一个角落。《旧唐书》中仍见当时的盛况,“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
“飞天”也是中国梦想。《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之语。嫦娥偷取长生不老药飞到月宫。月球探索飞船“嫦娥1号”探月成功,使中国千年的“嫦娥奔月”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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