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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来源

姚余栋政治经济

图3-2描述了物质资本深化的程度,与实际GDP相比,同样令人震惊。从物质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资金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高。从图3-2可以看出,中国的物资资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进行,1950~1952年建设了第一批能源项目,如鹤岗、辽源、阜新等几个煤矿,抚顺、小丰满等电厂。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这也成为国内外日益广泛关注的问题。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话》一书中认为“亚洲增长模式”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在他看来,中国并非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中国尽管是新崛起的亚洲巨龙,将沿着东亚地区的既定模式发展,但并不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安德森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国际上有相当代表性。
中国物质资本积累情况很有戏剧性,国内储蓄率占GDP的比率从建国前的低于10%一下子增长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为什么呢?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我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压抑效应消失了,中国储蓄率上升了。在建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约40%左右。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通过一个银行体系,大量投资来源可以在国内解决,不用借外债。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低于东亚国家,在投资需求高的时候,倾向于借外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临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但这也不是说储蓄率高就好,一旦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面临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迅速提高阶段,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过建设一批技术先进的大项目,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阶段是大幅度震荡阶段,从1958年到196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农业大幅度减产,高的工业投资无法持续,经济出现高增长后的大倒退,使全要素生产力大幅震荡。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从1970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陷入了停滞的困境,资本过度积累,投资收益逐渐消失,整个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可以说,若不能在1978年启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力将会继续下降或停滞,经济就越僵化,越晚改革越困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彪炳史册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通过实证研究,全要素生产力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下降的事实表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和及时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新中国6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呢?中国经济是“东亚模式”还是“全新的经济物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弄清楚过去60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在预期上显示了一定的可信度。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共维持了将近37年的快速增长,这一快速增长现象被认为是“东亚奇迹”。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算不了什么“奇迹”。1966~1990年,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积累。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神话与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的相似。1994年,克鲁格曼用苏联作为例子类比,亚洲四小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49年起实行了全民教育运动,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努力,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也耽误了时间。1983年,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可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财力不均衡,许多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2001年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1998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如表3-1所示,建国后第二个30年,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为1.48%,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17.7%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改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图3-4所示,全要素生产力从1979年到2007年基本上是平稳持续提高。1978年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时期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为负数相比,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转为正增长,证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增加了活力。同时,我们可以部分否定安德森的看法。中国经济与“东亚模式”一样,主要依靠高投资率,但全要素生产力占了相当比重,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同于“东亚模式”。
1989年,哈佛大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帕金斯教授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力进步,在一个经济部门中连续增加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低,这就降低了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表3-1所示,从1952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总体为-0.30%。图3-4表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从1952年的100,经过几次大幅度振荡后,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降低到80左右。
下面,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表3-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强劲的投资需求拉动,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达44%,在市场经济时期高达80%。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前较高,达到12.46%,而在1978年以来则略微降低,为10.73%。
同时,对两个时期的对比也很有意思。第一个30年物质资本深化的速度为3.60%左右,第二个30年增长速度为8.80%左右。为什么前后差距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从而国内储蓄率从1979年前的30%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获得成功,成为推动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建国后的第二个30年里,全部生产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年,增长到2008年的6.6年,相当于初二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上升。
如图3-3所示,中国人力资本获得了快速增长。我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人数推算了各类受教育人员的数量。建国前15岁至64岁的生产性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1978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4年。换句话说,中国整体上走出了文盲的状态,达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水平。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由于增长较快,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意大利;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目前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3位。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这一过程来得太快太突然。中国的重新崛起只有美国在19世纪末具有全球意义的迅猛崛起才能与之相比。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用萨克斯的“阶梯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化:公元1年到1948年这1948年,中国人民生活在第一阶梯,即贫困阶段;建国后第一个30年,中国人民爬上了第二个阶梯,即低收入阶段;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民摸到了第三个阶梯,即中等收入阶段;未来的40年,中国人民将登上第四个阶梯,即富裕阶段。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和我在2003年首次把人力资本引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在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还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根据王燕和我2003年在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方法,我们用经济活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总和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尺度,对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07年的增长来源进行实证分析。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把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贡献。那么,扣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把物质资本增长除以劳动力增长,就可以把两者的比例看做物质资本的深化。从本质上说,这里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的深化;第二种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种是促进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
根据这一结果,从1952年到2008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56%。从表3-1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深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增长幅度大,高达26.24%,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下降为11%左右。主要原因是1949年前,中国人力资本基数很低,1952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0.9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教育普及率迅速升高,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慢。
图3-1可以对建国60年的经济发展有个直观的定量描述。中国GDP从1952年到1978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从1979年到2007年突然加速,开始“爆炸性”增长。如果我们回到1952年,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经济创造的财富在55年内增长了近80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建成一批冶金、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工业项目。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开工生产。1956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从1972年起,利用有限的外汇,大胆从日本、德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的项目,包括宝钢成套设备进口等。
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长期经济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核算出中国经济1820~1952年期间的增长率为0.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得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66%;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9%,比起日本战后增长奇迹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平均GDP增长率还高2%左右。综合来看,1952~200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6%,与中国经济1820~1952年的0.6%表现形成天壤之别。
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指出,因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开始的“新经济”浪潮,所以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即陷入长期衰退。在新经济条件下,20世纪既有的经济模式几乎都不管用了。2001年,德鲁克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1972年后,日元对美元保持了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这一趋势在1985年被突然打断,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而日元则急剧升值,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并没有达到“广场协议”的初衷,即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二、及早防止掉入制造业“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在走向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中国制造”在经历了品牌经济后,由于国内市场庞大,区域差别巨大,容易控制成本。但“中国制造”终究会与“日本制造”一样,开始逐渐衰落。日本经济没有能及时转向信息经济,停留在日落西山的“日本制造”上,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在1991年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仅依靠“中国制造”,也同样会走上与日本同样的道路,即长期停滞。
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停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结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经济改革也是艰难的,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持。自从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通过多次财政刺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试图控制中长期财政赤字。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政策操作长期是难以协调的。如1992~1995年日本实施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但1996年政府突然消减公告项目投资,1997年又开始增加消费税税率。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目前为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13年将达到每4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2035年每3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到2050年左右平均2.5人中就有1名是老人。日本的老龄化导致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花费逐渐上升,可社会保障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出现长期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8年约为GDP的200%,远远超过欧盟为成员国规定的60%上限。
为什么日本经济会突然减速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它的制造业。“日本制造”征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汽车、电子、造船以及钢铁等产业拥有多个世界级企业。日本的工业界几乎都是机械化,比如高级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国际一流,而且可以说是效率非常高的产业。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没有开发商业飞机项目,却选择了机器人的技术路径,工业用机器人的生产量约占世界的7成。“日本制造”拥有高品质的国际形象。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为全球管理界学习的典范。日本靠制造业维持了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的水平。
三、在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更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日本最佳的经济改革时机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1991年经济增长停滞后,再推进结构性改革就会面临更多阻力。同时,日本缺乏经济思想的储备和传播,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中国经济要避免长期停滞,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逐渐转为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改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革命的适应性。
日本制造业增长和工业增长呈高度正相关,而正是制造业减速,才拖累日本整个经济活动下滑。日本制造业技术进步在工业经济内已经到达“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潜力有限,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丧失,经济因此会停滞下来,进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业利润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在1991年进入平滑期,2002年虽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后又停止增长,这说明制造业利润上升的长期稳定趋势已不存在。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对资产价格飞涨担心,并采取了调整措施。如图4-10所示,日本银行在1989年将贴现率提高至4.25%后,又于1990年8月调高至6%,这导致日本股市暴跌(见图4-9);1990年4月,大藏省规定,对银行投入不动产部门的贷款总量作出限制,导致地产价格开始下跌,使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在股市崩溃后的一年里,日本中央银行却继续提高利率,并一直不愿降低利率。当时,日本中央银行认为挤出泡沫是经济调整的正常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又被迫采取补救措施。1991年7月1日,日本中央银行把法定贴现率由6%下降到5.5%,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由从紧到宽松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日本中央银行逐渐把法定贴现率降为零(见图4-10),这等于掉进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可以归纳出4条经验和教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日本经济未能成功转轨的,恰恰正是曾经在工业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经济制度:
第一,主银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主银行,主银行既是主要的贷款人,又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这使得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能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这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业总有投资机会,且投资有效。一旦投资失败,银行体系就承担了企业部门的大量系统风险。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力革命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必然会逐渐消失。同时,这种主银行制度对高风险的私募投资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间风险投资不活跃,缺乏美国式的灵活融资机制。日本创业家要向金融机关借钱相当难,万一创业失败就必须背负大量负债。
四、从需求方面看,宏观控制既要防止资产泡沫,也要保持财政的稳健和国债的可持续性。日本国内储蓄率高,又有国际贸易的大量盈余,再加上日元国际化程度低,导致日本经济流动性过剩,利率水平低。在“日本制造”缺乏投资机会的时候,大量流动性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形成非理性乐观情绪,就出现了资产泡沫。日本货币政策在对待泡沫上预防不足,在泡沫破裂后没有及时大幅度降息。日本财政政策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断推出刺激计划,但效果不好,与中长期财政平衡目标难以协调。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日本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200%。中国货币政策要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日本没有敏感地发现信息革命的出现。20世纪70代末本应发起经济体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于应付石油危机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沉醉于远高于世界平均值的经济增长,错过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缺乏经济体制改革,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日本企业仍然沉浸在制造业内精益求精,没有将信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如图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软件企业投资增长不快,没有大幅度上升,与制造业投资相距甚远。

货币和汇率政策

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竭尽全力,货币政策的利率降为零,多次财政刺激政策使国债/GDP比例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停滞。存款利率长期接近于零,总体上已经失去了通过货币政策促进需求的条件,也使日本国民失去了一个通过复利进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日本“失落的第一个10年”后,需求学派黯然失色,轮到供给学派登场了。2001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认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强调要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恢复国民信心,重振经济。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功前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众空前欢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所说:“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曾有过15年的高速增长年份,那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为止。在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的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年10%,其后出现了‘石油冲击’,日本经济学家们改口说,不是10%,而是7%~8%。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他们又说,不是7%~8%,而是每年5%。现在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又说应该是3%~4%。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长给日本人带来了超现实的乐观情绪,以为这种快速势头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纵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日本经济,它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平均值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长率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小泉将自己要进行的改革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提出“Nopain,no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进行一场不怕痛苦、不怕触及既得利益、突破过去经验的“新世纪维新”,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经济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内消除银行呆、坏账等不良债权,放开市场竞争,控制国债发行量。2001年以来,日本陆续出台了“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大打技术牌。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如图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18年间,实际增长率年均为9.7%,令世界瞠目结舌。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目标,预定的年均增长率为5%~6.5%。1956年,日本加强电力工业建设,从国外进口原油,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1955~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意想不到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政府预定的目标。1958年,日本开始生产汽车、电视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增长高潮,称为“岩户景气”。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参与该计划制定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建议,“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勃兴期,国民创造能力的解放,乃是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尽管1959年经济急剧膨胀,增长率达到17%(当时统计的名义增长率),但仍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信息经济艰难转轨,造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处于“滞胀”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借外债搞国内建设,国际资本也适应了这种需求。1984年,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美国率先走出“滞胀”,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经济复苏。1981~1982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度跳跃,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技术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预期投资收益率突然上升,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但信息技术专用的世界资本存量在1981年时还很少,所以边际生产率高,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跳升,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美元也稳步走强。美国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出现制造业不断衰退的情况,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把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高估,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国际汇率关系,首选协商目标是对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和前联邦德国。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有没有产生新兴部门的机遇呢?回答是肯定的。从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悄然出现了一个革命性技术创新,即信息技术,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的冲击波。这要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之外,诞生和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经济结构由机械化、电子化转向信息化、网络化;企业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此时,“赢者的诅咒”应验了。由于日本制造业的专有资本(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源和企业组织方式)积累水平很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体制对信息革命反应不敏感,新兴的信息部门得不到原始资金供应,工资水平较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到新兴的信息部门去工作。结果是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新兴部门又成长不起来,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1961年起,日本年经济增长达到11%,日本用10年的时间让经济总量翻倍。为迎接1964年东京奥运会,大量建造体育场馆等设施,1963年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设备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1964年10月,当东京奥运会隆重开幕时,东海道新干线、东京高架单轨车、首都高速公路网、地铁、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已相继通车,日本国民生活开始流行“三大件”,即当时有所谓的“3C”(新三宝):汽车(car)、空调(airconditioning)、彩色电视机(colortelevision)。“伊弉诺景气”指的是1965~1970年期间连续5年的经济高增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有8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入场者多达6421万人,取得巨大成功,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经济区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1955年,日本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0%,而1973年对美国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如图4-9所示,日经指数从1984年的10000多点推向1989年39000多点的最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出现下滑,股价指数开始回落。从1991年至2009年已有18年,仍在15000点左右徘徊。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出现惊人衰退,日经指数跌至10000点以下,好像重新回到了1984年的起点,令人对经济的繁荣和停滞之间的轮回感慨不已。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机遇:
第三,教育体制单一。日本的教育体系优势在于普及教育,培养同质性人才,适用于工业经济,但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信息经济则明显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社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在量产高于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体系下,被教出来的‘优秀’孩子,并不适用于未来的时代。”从1991年起,日本制造达到顶峰后逐渐停滞。当制造业投资机会消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日本教育体制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小泉结构性改革增进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活力,非长期雇用员工开始占劳动力的相当比例,银行坏账大幅度减少,企业开始转型。但小泉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国内缺乏改革共识,劳动力市场等关键性改革远远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长期体制性问题。虽然日本经济近几年有所起色,从2002年1月开始复苏,但依然没有恢复强势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又陷入衰退,企业信心持续低落,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脆弱性,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W形状”的衰退。2001~2011年,将不幸成为日本“失落的第二个10年”。日本经济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以“学习型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最终走出制造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日本制造业逐渐衰退是必然趋势,但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迅速升值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怂恿了资产泡沫的生成和暴涨。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通过主银行体系的转化,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支撑。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减速,投资机会减少,日本的银行体系出现大量流动性,开始倾向于投资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行业;二、日本经常性账户盈余转化为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逼迫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和国际收支账户盈余,同时日元的国际化水平并不高,这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的流动性逐渐升高,出现长期低利率。在国际的一致吹捧和国内的非理性乐观情绪下,日本出现资产泡沫。1987~1991年日本开始出现对股票和地产的投机,导致股价和地价暴涨。1984~1989年,土地价格暴涨了约两倍;如图4-9所示,日经平均股价从1984年的11000日元涨至1989年末的39000日元,最高市盈率高达90多倍,远远高于美国股市长期为15倍的平均值,引发了严重的股市泡沫。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长期维持巨额贸易盈余,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继续维持对美国贸易盈余;三、日本资本账户盈余。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30年前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了第一流的富裕国家。由于“日本世纪”的来临,国际资本预计日元持续升值,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日本;四、非理性乐观。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第一》成为世界畅销书。日本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主持起草的“前川报告”加重了这种非理性乐观情绪。该报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出台的,不但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还过分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普及住宅来扩大内需,通过直接投资增加海外进军力度。事实证明,日本的高储蓄率是很难改变的。
1974年1月,“石油危机”爆发。这一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锐减,实际经济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数,宣告了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只是在1995年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出现过短暂增长,之后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从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经济“失落的第一个10年”。2002年后,在国外需求特别是中国进口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础仍然相当脆弱。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轻易衰退。
第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促进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也鼓励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处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发了美国经济学界对日本企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使得企业在需求不旺盛时和需要开拓蓝海时,不能通过裁减人员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很难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无法快速有效地通过招募新技能的劳动力来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传统产业下不去,新兴工业起不来。
一、中国制造业靠价格优势取得了重要发展,今后是需要建立国际品牌的时期。而“日本制造”成功地创造了一大批国际品牌,在品牌塑造上,日本企业经验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上有不足之处。汇率政策带有很强的国际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1/4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了。1971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协商国际汇率的多边调整。迫于压力,日本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图4-8描述了日元对美元汇率长期升值过程。

日本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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