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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梦想3.0

姚余栋政治经济

想象力催生远见,远见决定成败。美国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巨头在20世纪90年代满足于市场对其小卡车和吉普车的高需求,对日本汽车在小车型的竞争置若罔闻,也不对节能型汽车进行大规模研发。等到2007年世界油价大幅度飙升时,高耗油的小卡车和吉普车需求急剧下降,对三大汽车巨头造成重创,濒临破产的边缘。2009年1月,中国汽车销售量竟然超过美国。虽然这个数字不具有稳定性,但说明了中国现实和潜在市场的巨大规模。通用汽车没有想象到“自行车王国”会在短短的30年里变成为“汽车大国”,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不远的未来就会成为“汽车王国”。最早把合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正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可是合资没有成功。要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80年就进入中国,当时处于二流汽车制造商的德国大众就不会抢得先机了。那么,今天在中国大街小巷跑的最多的将是通用汽车,而不是桑塔纳和奥迪,通用公司可能也不会在金融危机下如此不堪一击。
1997年是在平静中开始的。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在全国热播。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静静地在病床上看完了讲述自己的《邓小平》。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伟大历程》中这样描述道:“从邓小平病重到逝世,中间有两个多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邓小平的思维依然清晰,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对邓小平来说,南方谈话就是他最后的嘱托。”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最后嘱托呢?查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以1992年南方谈话为最后一篇结尾的。在这篇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原来,邓小平在辞世之时,心中挂念的是中国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即“中国梦想3.0”。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第一次郑重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称之为“中国梦想1.0”。然而,“中国梦想1.0”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梦想1.0”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处在“文革”后期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要重回经济发展轨道的强烈信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作了一个精辟的解释。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率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逼近“中国梦想3.0”。
中国经济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的高歌猛进,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1000美元的小康目标这个雄心壮志即将变为现实。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动人心弦、如梦如诗又气势恢宏的“中国梦想3.0”。古罗马恺撒大帝驰骋疆场,所向披靡,他的名言是,“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征服了”。恺撒大帝的气魄只在于地域的开拓,而邓小平“中国梦想3.0”的气魄是超越时空、震古烁今的。无怪乎美国《时代周刊》两次把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并在1979年第1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明显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远见和务实兼具,坚韧与果敢融合,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非常准确,重大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也非常到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从人均1000美元到人均4000美元的过程中将面临复杂的挑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有魄力地提出了“中国梦想2.5”,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显示了中国向着千年追求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想社会的努力。2008年,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看,46.0%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养老金生活,分别占25.9%和23.6%,这说明实现“老有所养”进入“中国梦想2.5”,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人均收入已达到4万美元以上,但还有约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医疗改革成了最棘手的难题。2009年中国新医改宣布了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的宏伟目标。与“美国梦想”相比,在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实现“中国梦想2.5”,更显示出雄心壮志和坚定的意志。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表明了国民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内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把它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2001年,中国经济正如邓小平当年设想的那样,达到了人均1000美元的历史性目标,“中国梦想2.0”顺利实现。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20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在后来多次的谈话和讲话中,他反复提到这个“中国梦想3.0”。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以后,“再过50年,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那时,15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随后,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9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既需要务实主义,又需要理想主义。梦想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它有自身的创造性,也有实践性。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从没有听到英国人谈起“英国梦想”,而更多的则是感觉到他们依然怀有当年“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我后来到美国工作的时候,发现美国媒体经常谈论“美国梦想”,其中一条就是人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中国经济巨人在近代跌倒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是因为缺乏战略眼光,也可以说是败在缺乏想象力上。明朝1433年之后的“禁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战略失误,其原因就是没有想象到工业创造的财富会远远超过农业。所以,中国经济的复兴一定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能没有想象力。我在这里谈论对“中国梦想”的想象力,并不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深远影响上画蛇添足,而是有经济内涵的。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做城市规划时,确定为城市人口100万,而现在是1400万,超过当年设想的14倍!
2003~2005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周边居住时,每天早上上班需要开车到地铁站,最担心的是去晚了没有停车位。等我回到北京,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地铁13号线的许多站点没有停车场,公路沿线停满了家用汽车。这说明当年设计13号线的人,没有想到中国的汽车会普及得这么快。在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000亿美元时,谁也想不到几年之内就会冲破2万亿美元大关。有一次一个外国友人问我:“中国满街的自行车都到哪里去了?”我瞠目结舌,竟没注意到这个社会现象。
200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钢在接受网易财经专访时,鼓励国人要勇于做梦。我认为,现在看来,虽然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党的十七大确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将会提前完成,中国将超越“中国梦想2.5”。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2029年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29年之后,中国将进入追寻“中国梦想3.0”的激情时代。中国是一个梦想驱动的经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中国领导人不但务实地瞄准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而且还为2049年的“中国梦想3.0”作出了有远见的战略性准备。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95年,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说:“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07年,党的十七大还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因为中国经济还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现在还难以体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远见卓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才会逐渐显露端倪。
邓小平不仅描绘了小康社会——“中国梦想2.0”,还构想了“两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在提出用20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时,称这是雄心壮志。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大平首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大平正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宏大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当时立足中国人均收入仅仅300美元左右的国情,想象20年后的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的生活,可谓既有远大理想又不失务实稳健。对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基本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必须在20年内连续保持7%的年增长速度。也就是“日本奇迹”或者“东亚奇迹”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复制,这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自己后来说:“这个回答当时是不准确的,但也不是随意说的。”事实上,他的回答很准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新的“中国梦想”,我称之为“中国梦想2.0”。
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到2049年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梦想3.0”,中间又相隔长达29年,其中要经历“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以及新生产力革命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挑战。主导产业发展得太精致,当新的生产力革命爆发,新兴产业需要出现和成长时,会出现“赢者诅咒”,高收入国家会锁定在传统主导产业上无法自拔。中国近代迟迟不能走上工业经济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陷入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就是因为制造业太发达,陷入“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信息产业发展不起来。“中国制造”会引领世界制造业,但从2020年到2049年,中国经济要警惕被锁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对制造业衰退要有心理准备,必须及时发展起“中国新经济”。
在第二步到第三步战略目标之间,2002年党的十六大巧妙地垫了一步,设计了“中国梦想2.5”。根据国际经验,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人均收入4000美元,中国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中等收入国家被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技术先进的富裕国家挤压在了中间,处于两头都不是的尴尬境地,成为“夹心饼干”。中等收入国家过去擅长的低成本战略,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品牌塑造,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可能长期在一两千美元之间徘徊的,不失时机地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地区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继续确认了十六大目标的同时,提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次从个人收入水平角度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自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的发展目标既反映了追求自身经济复兴的雄心壮志,其永恒不变的主题是富国裕民,也反映了对人类经济发展的责任感。1949年,中国实现了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经济发展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争取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目标是中国近代救亡和图强愿望的集中体现,具有浓厚的历史情结。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前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较为单一的工业化目标实现之后,中国提出更为全面的现代化新梦想。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在近代形成差距的自我认知,是强国梦想的延续。中国不仅只考虑到自己的人民富裕,还时刻惦记着对世界的贡献。1956年,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大格局上看,中国经济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虽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从长期看仍会有年均2%~3%左右的增长,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独领风骚,而且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时代来临之前的储备也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说,美国在新兴产业上是中国经济的“标兵”。印度1991年后靠“印度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2004年以来“印度制造”开始有起色,今后“印度制造”有可能会迅速崛起,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中国,在制造业上是中国经济的“追兵”。
但是,三个战略目标难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第三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8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对世界开放,从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作茧自缚到全面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短期内完成了气势磅礴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大转变,实现了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邓小平的设想,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确认到21世纪中叶、跨度长达50年的发展目标。
1997年2月19日,世纪伟人溘然长逝,全世界为之震动。当时,我在英国读书。英国BBC破例中断所有正在播出的节目,播发邓小平生平。第二天,几乎英国所有重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有外国同学告诉我,你们国家领导人去世的影响力不可思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高度赞扬了邓小平,同时也呼吁要关注“中国的意图”。世界关注的不光是邓小平在世时的中国,更关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的发展,那是终将改变人类经济发展命运的中国经济复兴。
从2009年到2029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品牌时代”。中国企业既需要在国内市场上创出自己的品牌,也需要在国外市场站住脚。在国内建立品牌的企业,不一定能在国际上创立品牌。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在国内国外都能游刃有余的品牌。“中国制造”如果不能在未来20年内建立起国际品牌,可能会被“印度制造”取代。许多人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不一样,认为“印度制造”不会出现。我认为,印度的发展战略正好与中国相反,印度先成功发展了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然后利用软件业的资本积累,开始着手“印度制造”的崛起。印度一直把追赶并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中的地位作为目标,但其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严重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印度基础设施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印度塔塔集团2008年开发的价格低廉但功能齐全的家庭轿车就是一例。
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依赖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现在,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与新加坡和韩国当年不相上下。而农业所提供的GDP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制造业部门。
中国企业不仅要靠资金、技术,更要靠品牌。从产品时代,进入营销时代;从暴利时代,变为微利时代;从大众市场,进入细分市场。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建立稳定的品牌,我们很难全面掌握中国全部企业的情况,但是掌握了中国500强大企业的情况,就可以把握中国制造市场主体的趋势。同时,中国本土品牌的生命周期也很短,在2005年排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12家入围的企业在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出局,出局率为22.4%,比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5世界企业500强5%~7%的出局率高出3~4倍。这个名单的换位率目前非常之高,表明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建立起稳固品牌。
上榜的中国品牌是:中国石油、招商银行和清华同方、中国移动、中央电视台、海尔、联想、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中国银行、中国人寿、长虹、中国中铁、中国国际航空、中国石化,但中国还没有成为如日本的丰田汽车、芬兰的诺基亚和韩国的三星这些全球家喻户晓的公司。我们注意到,世界品牌500强与《财富》500强的国家分布有明显不同。一个国家企业入选《财富》500强的比例基本上是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一致的。比如,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在《财富》500强的美国企业约125家,但世界品牌500强上的美国企业多达243家。法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在第5位左右,但法国名牌排在第2位。所以,中国企业品牌的差距大于企业实力的差距。享誉世界的美国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指出,“中国有企业品牌,但无产品品牌。没有产品品牌的存在,企业品牌只不过是一个空壳。生产加工企业的工业产品出口利润正在不断下降,而外国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增加。因此,打造中国品牌,以获得在出口和国内市场的溢价能力,也就成为讨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价格”,首先要确定一下它的含义。从目前来看,“中国价格”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其物美价廉、非常实用的特性。中国经济体中,有经过改革的新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共同打造了“中国价格”。如图3-16显示,中国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的劳动力适应了“中国价格”的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马歇尔想象的星际旅游即航天商业化之前,制造业的最高层次是商业飞机项目。商业飞机极其复杂,有上亿个零件,核心竞争力是整个系统集成能力。世界航空工业的系统集成者们已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零部件的直接制造上,更注重的是对整条供应链的管理。为了响应系统集成的要求,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本身必须大量投资于研发。
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粗略地用实际有效汇率来衡量。如图3-17所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分两个阶段:一、从1980年到1994年以来不断下降。在这期间,人民币不断贬值,从1982年的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一直到1994年的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反而加速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中,国内的通货膨胀远高于中国的贸易伙伴。二、从1994年之后,国际竞争力维持基本稳定。即使是2005年人民币开始对美元小幅升值,国际竞争力依然没有多大变化。这说明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中国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接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立以来,世界贸易增长迅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机制下,“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效显著。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获得了稳定的多边法律关系,获得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市场在国外,显示很高的外向性。以至于世界经济繁荣时,需求不是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下滑,国外订单减少,危机迅速传导到国内,特别是沿海地区。
全球化造就了品牌经济时代。一个成功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溢价力和影响力的价值往往是任何有形资产所不能比拟的。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要想把握住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困难的。即使能够把握,还需要有企业强大的研发实力和雄厚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持。而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使一个世界级的公司遭受重挫。为了使自己在技术落后于竞争对手的时候能够避免被彻底打垮,企业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品牌形象,赖以维持利润空间,从而缓冲压力。

全球品牌

什么是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呢?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品牌战略不能靠一个策划来达到,必须进行系统营销。系统营销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是成本控制,第二是技术改进,第三是企业文化定位。我不详谈技术进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千年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技术大国,改进技术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点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
美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前提条件是美国需要遵守已签署的国际经贸条约。对美国而言,其国际条约主要指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试想,如果中国到2009年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国际经济法规保护,就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知不觉中成了受害者。因此,2001年中国政府抓住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多么有远见。
中国政府适时推出了“商用大飞机项目”,引爆了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到高端的“青蛙跳跃”。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华山论剑”,面对的是具有革命性创新传统的美国波音公司和后起之秀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这个长期备受煎熬的项目,终于破土而出。“商用大飞机项目”将带动中国本土领先系统集成商的供应链的诞生,这比大飞机本身更有意义。中国“商用大飞机项目”先从“商用小飞机项目”入手,取得初步成功。2000年10月,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正式启动新支线飞机项目,2002年9月,国务院批准新型涡扇支线飞机正式立项。2008年11月28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于上海在万众瞩目下腾空而起。2008年的珠海航展上,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商业服务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签署了25架ARJ21-700飞机购买协议,表明该飞机有一定国际竞争力。2020年前,中国商业飞机会进入全球航空市场。
中国在成本比较优势方面将逐渐减弱,而品牌的建立则更加关键。在国外,“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的核心意思是“中国价格”。人们到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现,无论到哪儿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但中国的名牌在全世界却很难找到。“中国制造”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竞争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连续5年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的评判依据是品牌的世界影响力。品牌影响力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按照品牌影响力的三项关键指标: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对世界级品牌进行了评分。2008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入选国家共计28个。从品牌数量的国家分布看,美国占据500强中243席,法国以47个品牌数位居第二,日本以42个品牌数入选席位排名第三。中国有15个品牌成功入选,成为入选品牌数第7位的国家。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在制造业上分工的巨大潜力,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那么广大,居民那么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中国加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将低成本要素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中,从供给方面支撑了全球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格局。全球消费者受惠于中国以低廉价格供应种类繁多的商品的能力。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中国制造”对美国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一位家庭主妇萨拉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证明,美国人不买中国货的日子会变得如何悲惨,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有多少烦恼。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貌似不太现实……我情愿不去知道,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中国价格

中国的巨大成本优势直接带来了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逐步转移,跨国公司不断把总部、生产基地、配套工厂和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便宜又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80年到2008年,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由12.4%提高到了90%以上。“中国价格”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硬实力。
为了挑战波音公司在全球飞机制造业的统治地位,1970年,法国和德国决定联手打造一家欧洲的大型民用飞机制造企业——空中客车。随后,英国和西班牙也加入了这一联合体。到了21世纪初,空中客车开发出空客A320,获得巨大成功,在大型民用飞机的销售方面与波音平分秋色。“巨无霸”A380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中国在从2009年到2029年的未来20年内,中国制造的成本控制优势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国内区域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二、人力资本逐渐提高的劳动力;三、“大飞机”项目的溢出效应。
“中国价格”也成为世界零售商竞争优势的体现。一个著名例子是美国两大零售商沃尔玛和Kmart之争。以“天天低价”为品牌魅力的沃尔玛的成功与中国密不可分,沃尔玛把全球采购链的中心放在深圳,这使它拥有了无限并且价格低廉的商品。Kmart却拒绝大规模购买中国商品,这是其最终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计算机生产商戴尔很早就把计算机制造流水线放在中国,以大幅降低成本。前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认为,“如果通用电气公司投资中国的战略是一种失误,那么这意味着10亿美元甚至可能是20亿美元的损失;但如果这一举动是明智的,它将使通用电气公司赢得下一个世纪”。
必须看到,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市场上属于劣势。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稳步发展,通信、保险、金融、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广告等现代服务出口则占比偏低。服务贸易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新兴的知识密集型转化的态势还不强劲。
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附加值低、消耗资源大,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基本掌握在国外的跨国企业手中。由于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中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还远未成为“世界工厂”。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还有很大差距。
日本国内航空市场有限,在面对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大寡头竞争的局面下,很难推出商用大飞机项目,于是走了机器人的技术路线。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有制造大飞机的能力,而占领国际市场的只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美国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制造公司,居《财富》杂志所列全球500家大公司的前列,美国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接近67%。德鲁克列举的创新战略中,“孤注一掷”是其中一种。波音公司是“企业家企业”,有执行“孤注一掷”战略的能力。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时速》一书中论述波音公司:“该公司的一个传统就是每隔20年左右就拿公司在一两样突破性航空产品上下赌注。”最先开发出商业喷气式客机的是美国麦道公司,但麦道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被波音公司一个“青蛙跳跃”远远甩在后边。1968年,波音公司在航空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阶段,累计投入69亿美元用于波音747喷气客机的研制开发,造成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困难,生死危在旦夕。如果波音747项目失败了,波音公司可能面临破产的境地。但该公司成功推出了波音747,取得巨大成功,一举夺得了全球航空客运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到了20世纪90年代,波音又冒险研制波音777。波音777客机的最大创意就是所有零件全部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上亿个零件都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借助于计算网络,波音公司大大降低了设计的时间及成本。目前,波音正在动员100多家工厂来共同完成“梦幻787飞机”的生产,采用新材料,如加大铝合金的应用,大大降低飞机自重,等等。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步利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机会,寻求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动态定位。制造业产业链可大致分为7个环节:(1)产品研发、(2)原料采购、(3)加工制造、(4)物流运输、(5)批发经营、(6)市场营销、(7)终端零售。1978年,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条时,是从第三个环节切入的。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在沿海省份设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称之为“三来一补”或“两头在外”。同时,切入全球加工制造环节为中国经济取得关键性的经常性账户盈余,赚取外汇,避免了经常性账户危机,并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这个切入点看似平常,实际上很精妙。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于纺织业,印度1991年以来的经济奇迹起源于超常规的软件业,而中国经济起飞竟是从不起眼的“三来一补”开始的。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7倍,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这给了中国制造控制成本的腾挪空间。例如,一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厂商可以把研发中心留在东部,生产线先迁到中部或东北,等中部和东北地区成本上升后,再迁到西部。这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种系统集成。另一种模式是长三角是营销中心,珠三角是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在中部、东北或西部。中国“大飞机”项目的集成系统可以在中国企业部门扩散,其意义远远大于该项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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