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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国沉沦

姚余栋政治经济

为了应对西方挑战,从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在全国部分地方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40年时,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列强(英国)的入侵,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刚开始学习英国,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对外还没有成为新的列强。所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可惜,在这段难得的历史机遇内,清朝以几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却犯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其次是美国的青蛙式跳跃,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750年的0.1%狂飙到23.6%,超越英国。再次是德国紧追不舍,1871年德国统一后,完成了一场从上到下的工业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进行追赶。到1900年时,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逼近英国,造成欧洲经济实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国没落。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制造业总份额从1750年占世界总额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经济中领先,但在工业经济中落后了,两个文明古国衰落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中国和印度被西方国家抛在了后面。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份额变化不大,说明在工业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维持了其经济地位。由于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巨人相继跌倒,日本成为亚洲新贵。
郑观应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自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急于发展军事工业反而欲速则不达。海军成了国家投资的无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清政府的财政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舰队的开销和武器更新。李鸿章曾对“洋务运动”有个深刻的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老虎”要实,必须花钱,经济实力的支撑是决定性的。
他说,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机缘”使中国经济陷入百年沉沦,社会长期动乱,人们赤贫的生活水平持续了100多年,代价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马克思曾经深刻而有远见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按历史时期追寻,中国经济百年停滞前期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期则是由于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条约》的天价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
1894年,中国经过了34年的“洋务运动”,日本进行了26年的维新运动。国际上普遍预期中日将爆发战争。战前,李鸿章曾高调巡视北洋水师,显示实力。当时国际上也普遍看好中国。1894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爆发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随着威海卫被日军从陆地上突袭,北洋水师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打败,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与鸦片战争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精神刺激极为强烈,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悲情,从自信到自卑,已经不敢再有中国梦想了。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哀鸿遍野,朝野上下抱头痛哭。严复先生总结道:“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洋务运动”是几个地方官员发起的,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和生产技术,在几个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进行了历史性的“安庆会谈”,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备引进,具有传奇色彩。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建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容闳的建议打动了曾国藩。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闳携公款6.8万两白银,只身赴美购置机器。两年之后,即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来源。1866年12月21日,曾国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对容闳给予高度赞扬,称“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甚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
1892年,恩格斯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中说:“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
与“康乾盛世”同时,欧洲走出长达800年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广为接受。18世纪初,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体系,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召唤。更重要的是,英国在1820年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此时中国仍沉浸在“中央之国”的荣耀和农业经济繁荣的落日余晖之中,失去了想象力,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巨变,逐渐被“煮青蛙”了。用《汉书·艺文志》的一句话说就是“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
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则是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麦迪森认为:“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点,1840~1950年,中国一直被内乱和结盟的外国势力对其领土和主权的入侵所困扰,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22%,远远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1.64%。
一个沉沦的头号经济强国和一个新兴的头号经济强国的碰撞终于在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千年历史的转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烟,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在英国国内游说,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朝展开军事打击。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除了表明英国对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借口开战的内心道德谴责,还有对中国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深深疑虑。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珠江海面。
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从表2-3可以看出,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里,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剧烈变化。制造业相对份额的改变就代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大国崛起。首先是英国的崛起。英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会,从一个岛国变成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在1880年时达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第一。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经济的辉煌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
我对这段历史有两点感慨。第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显示出祖国对“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无限信任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把6.8万两白银交给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没有两国法律约束的陌生国度,这是何等的信任!容闳只身携带大量现金,冒着巨大危险,历时两年,要购买机器和托运回国是何等艰难!西汉有张骞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闳出使美国,都堪称不辱使命。诚如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对容闳的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第二,“中国留学生之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历史的遗憾。我认为,容闳要是在安庆会谈中向曾国藩建议买纺织机就好了。当时美国已经从英国学到了纺织机的技术,可以生产纺织机了。用6.8万两白银可以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纺织厂,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没有问题,建纺织厂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去扩大再生产,让原始资金滚动起来。等到国内纺织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用纺织业的利润投资装备制造业了。如果容闳提出从纺织业切入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建议,曾国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国藩接受,其他“洋务运动”官员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纺织厂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闳和曾国藩的“安庆会谈”晚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可谓时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基本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面对工业革命的挑战,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1868年到1873年,日本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运动,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日本的切入点选在纺织业。当时英国的全球纺织链条是这样的:(1)在印度和美国南方进行棉花种植和初加工;(2)在英国纺纱;(3)在英国织布和染色;(4)在英国成衣;(5)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从销售链条开始,先进口英国的纺织品,在国内销售,培育国内市场,然后进口棉纱,在国内做成初级成品,在国内销售。虽然本国纺织品质量比不上英国制造,但价格便宜,质量总比手工制品好,因此拥有逐渐高涨的细分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建了几家国营的纺织厂,由于经营不善和规模太小,后来进行了民营化改造和技术革新。1883年,大阪纺织业开始赢利,1900年,日本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第一桶金”最难挖,挖到后就可以“钱生钱”,原始资本的复利是惊人的。日本从纺织业入手,逐渐开始产业升级,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这样的情景,对清政府来说,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样,在海面上突然出现一大群不明物体,惊诧至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尽管水军提督关天培英勇盖世,但中国的守军仍然无法抵挡英国装甲炮舰的机动性和连续的火力。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了曾经被世界认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国。经过两年的军事和外交较量,1842年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国力及军事外交方面弱点全部暴露,沦为“纸老虎”,引发外国侵略的狂潮。《南京条约》之后,不平等条约不断出现,清王朝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中国人均收入从1870年到1948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麦迪森指出,从1890年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率呈负的0.10%,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在逐渐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长率为0.93%,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先机,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图和超过罗马帝国的“大英帝国”。1839年,蒸汽机已经武装到炮舰上,可以跨洋远征了,英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炮舰的强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农业经济中的国家不堪一击。先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后是印度。中国已经丧失了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中国面临的局面有深刻认识,并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纪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死后的历史定格,也就是尚未与工业革命潮流冲突时的状态。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所以,1860年“洋务运动”的最佳战略应是发展纺织业。清政府应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运用有限的地方财政投入,从纺织业入手,而不是从资本密集型的军事工业入手,逐步实现工业化。纺织品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出口赚取外汇。一方面可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随着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储蓄率会逐渐上升,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充裕,然后再逐渐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特别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后可以再建一支海军;没有经济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就是彻底失败。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朝陷入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一方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能力支持资金密集型的“洋务运动”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洋务运动”不但没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谓蹉跎岁月。“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我自幼喜欢读历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变迁在我普通的家庭中得到呈现。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一闯关东”,首先来到辽宁,康熙皇帝允许满汉通婚,我爷爷家是汉族,奶奶家是满族正蓝旗。后来,爷爷奶奶从辽宁“二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父亲在那里出生。不久,爷爷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劳工,屈死在劳工营里,给家庭带来沉重灾难。父母是在建国后读的书,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前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参加了西北的“三线建设”直到退休。我出生在宁夏贺兰山脚下,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求学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1995年末出国时就想有朝一日学成回来建设祖国,于是便抓紧时间看世界。在英国苦读5年,在美国工作5年,其间去过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2005年10月3日,当美联航的飞机轮子猛然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跑道接触时,我激动无比。感到不是飞机着陆了,是我的心与祖国大地碰撞了,是我献给祖国母亲深情的一吻,因为我与祖国母亲分离得太久太久。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5年我又回到当年爷爷奶奶闯关东的终点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闯关东”、“满汉通婚”、日本入侵、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和东北振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命运从属于他的时代,谁也不能超脱。
2009年,我们建国已有60年了,离改革开放的始点1978年已经有31年,我们正在驶离“中国经济大变局”完成的2009年,驶向建国80周年的2029年和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并且出生在这个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没有与伟大的时代失之交臂,我倍感幸运。2009年,“中国经济大变局”已经完成了,但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还在继续,“中国梦想3.0”还没有实现。在未来40年里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异常艰巨,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里最好的时期,也是5000年里最需要如履薄冰勇往直前的时期。中国经济在近代沉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1949年后,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大变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后,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共同体”正在成长,承载着后“中国经济大变局”时代艰巨的历史使命。
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2049年之后的中国全面具体的情景,只好再次借助法国文学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中国梦想3.0”实现的共和国百年时情景的憧憬,那就是用托克维尔的话:“其他方面尚难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
1949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又开始敢于梦想了。毛泽东1965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充满了想象力和豪情壮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经济是梦想驱动的经济。从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梦想1.0”带领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走出了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梦想2.0”使中国经济在2001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超越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力,实现5000年前就有的“小康”梦想。
2009年,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尤为突出。2029年后,中国经济的意义将更加带有全球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建立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平台就很有必要。
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学会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这是呼唤企业品牌的中国梦想。运用中国文化元素制作的美国大片《功夫熊猫》在2008年风靡全球。2009年4月《功夫熊猫》导演约翰·斯蒂文森参加苏州动漫产业大会。经过几天的看样片和会谈后,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动画样片,目前还没有一部具备“点画成金”的条件。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梦想和想象”的不足。斯蒂文森认为,动画作品,应该创造出想象空间,表达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观众。
哲学家康德把美分为两种,一种是悲剧之美,一种是伟大之美。在人类历史上,能同时演绎这两种美学境界的国家为数不多,而中国恰恰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中国在1840~2049年的209年间上演了从伟大到悲剧,再到伟大的美学大转换。历史不是剧本,但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像是剧本。汉朝时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帝国在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中国则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隋唐帝国。在公元1949~2049年的100年里,中华民族的伟大经济复兴不是强势的崛起,而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即中国经济历经百年蹉跎和沉沦,成功应对生产力革命后获得重生。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总结道,“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奄奄一息的中华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世界万邦中,充当忠实的、张大光荣的角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2029年后,我们将追寻以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标志的“中国梦想3.0”!那是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对其他年轻国家可以称“崛起”,而对有5000年经济发展史的中国来说是“复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哥在2007年时说:“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如今,中国可能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
2009年5月,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表了《中国梦想和新商业精神》,准确呼应了企业需要“中国梦想”这个时代商业主题。他说:“我们更要有梦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人有很大的梦想,就是把美国和美国人变成在轮子上的国家和人民,而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要把商业移到互联网上去,移到电子商务上,汽车工业带动了石油、铝合金、橡胶,我相信,信息的商业体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人们有的时候始终有梦想——中国的企业家现在不缺钱,我们缺精神、希望、梦想和价值观。”
我谨慎地说,中国经济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即“中国梦想3.0”,就像毛泽东1930年在井冈山上写下的著名预言一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中国股票市场取得基本成功的基础上,建议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占债券市场的比重小。印度资本市场特别是其公司债券市场培育了一批国际性公司,包括信息系统技术公司、Satyam电脑服务公司、惠普罗技术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股价的理性定价和人民币国际化。
2009年,在共和国甲子之岁,我们共同展望2049年共和国百年华诞。像我这样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虽然没能感受到1949年开国大典上燃烧的激情,却有幸经历1984年国庆阅兵的举国欢腾,1999年国庆阅兵的全球冲击,并融入2009年国庆阅兵的欢腾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无比华丽,无比灿烂,那恰是中华民族达到伟大复兴的光辉时刻!
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对美好梦想的浪漫情怀,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千年璀璨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有了中国梦想,才有了连接中国与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来往;因为有了中国梦想,郑和七下西洋,勇敢探索未知的海洋,开辟了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后,由于禁海,中国明清两代的想象力变得严重不足,对利玛窦制作的《万国全图》竟然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失掉了开创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业精神,在农业经济的千年辉煌中自我陶醉,不知不觉陷入了“高水平动态均衡”中。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沉沦了。“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中国从自信到自卑,就不敢梦想了。
我们身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需要重燃中国梦想。身后是中国经济千年辉煌和短暂的经济挫伤,身前是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千年机遇和百年梦想。
打上最后一个句号,哈尔滨已是丁香花盛开。这本书十易其稿,倾注了我多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一年多深夜里的艰辛笔耕以及近40年的人生经历。
我有两点不系统的建议。建议在哈尔滨亚布力建立“世界企业家论坛”。每年一度的博鳌论坛定位在亚洲,“世界企业家论坛”则定位在全球企业家的交流。哈尔滨亚布力现有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可扩充为“世界企业家论坛”,成为世界企业家交流思想的地方。“世界企业家论坛”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形成错位,“世界经济论坛”越来越发挥着世界经济金融舆论中心的作用,而“世界企业家论坛”将是全球企业家和投资家交流合作的平台。
让我们畅想一下未来。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历经209年的苦难和磨砺之后,终于浴火重生。那时候,在国内,“百姓昭明”,富裕幸福,实现大康。全面小康社会是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那么2049年的大康社会就是人均GDP达到40000美元以上成为一个基本富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扬“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传统精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促进“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中国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世界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的前沿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消费”和“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世界的主要引擎之一。
“中国梦想3.0”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形象,绽放无限魅力,是与世界分享的人类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想3.0”,而且可以使外国人也做“中国梦想3.0”。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理想的工作机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有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大片,有不逊于纽约的时尚生活,还有收益颇丰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14亿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一个成就梦想的机会,这股潮流汇聚成了一个世界的“中国梦想3.0”。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特有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的动力究竟何在?“中国模式”的三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中央政府的梦想、地方政府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这三个梦想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国家梦想、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区域梦想与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梦想相结合,共同描绘了“中国梦想2.0”的动人篇章。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人口2009年的中位年龄是35岁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中国人主要生活经验是共和国第二个30年,共和国第一个30年好像是“出生前”的事情。实现“中国梦想2.0”的过程,体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激荡人生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说重燃了“中国梦想”。北京奥运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正是最直观的展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就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进行了解读。当新华社记者问道:“如何定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张艺谋回答说:“我们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词:浪漫。我个人非常喜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主题口号。‘梦想’这个词就让人心生浪漫。中国人其实从古至今,一直不缺乏浪漫。中国古代的写意画、中国的诗词、音乐,充满着浪漫的色彩,浪漫其实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目前,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是较为片面的。不少人总是认为中国人生活单一,模式化。我们这次就是要借奥运会这一个巨大的平台,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浪漫。”
2009年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从个人来讲,每个中国人只要心中有梦想,坚定地努力下去,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中国梦想2.5”同“中国梦想2.0”相比,没有变的,是富强国家的理想;变化的,是更多充满个性时尚的梦想。我断言,“我有一个中国梦想”这句话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和引用,并成为很多人的行动宣言。中国人能重新有自己的梦想,为创业梦想努力下去,中国经济就能胜任于“想象力经济”,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面对任何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可以从容应对。
那么今天,“中国模式”的新动力、新希望在哪里?这份不可估量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中央政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梦想,与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地方特色经济的区域梦想,与广大民众创业创富的家庭梦想,共同汇聚成“中国梦想2.5”的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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