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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避重就轻的“李约瑟难题”

姚余栋政治经济

过去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不大,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李约瑟难题”有些避重就轻。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工业革命爆发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换句话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有很大的偶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英国恰好具备了这7个基本条件:(1)英国的海外贸易活跃。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除了在美国的13块殖民地以外,它还拥有印度等殖民地,给工业布匹带来现成的市场,同时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2)原始资本积累。英国重商主义者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们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求得贸易顺差。贸易的顺差必然会使贵金属流入国内,从而增加国内的财富。早期的重商主义为吸收和保存国内所需的金银,除了主张通过对外贸易吸收国外贵金属外,英国海军同时从海外抢夺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完成原始创业资本的积累(另一种解释是英国人的节俭促进了储蓄,这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3)英国银行体系已经存在,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就成立了。(4)英国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到纺织厂劳动。(5)英国人比较重视商业,在贸易活动中培养了一批企业家。(6)1765年珍妮纺纱机发明。纺织机的发明并不是由于科学推理产生的,而是由能工巧匠发明的,科学首先应用的领域是航海,直到很晚才显示出对技术的主导作用。珍妮纺纱机的制造简单,可以批量生产。(7)18世纪的英国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完全放弃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自由贸易。英国征税较少。可能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英国政府对企业基本上是放任的,税收负担没有过多侵蚀企业利润。1846年正式废除《谷物法》,英国自由贸易取得了胜利。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长达800年,然后文艺复兴来了,科学革命兴起了。李约瑟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中央之国”没有想到郑和发现的世界不是永远“平”的,会出现工业海啸。由于这样的变故和之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工业经济大国的有利时机,被“煮青蛙”了。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对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和工业革命的效果作了“千年变局”的判断:“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随后扩散到其他国家。真正的难题不在于能否产生现代科学,而在于适应工业革命。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英国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扩散。近代科学随后传播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并于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美国曾经被广泛指责为从欧洲“偷技术”,实际上代表了工业技术在美国的传播。法国1778年引进瓦特的万能蒸汽机,1815年后,开始自行生产蒸汽机,1840年法国铁路热兴起,炼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图2-4所示,英国和法国人均收入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都相持不下,但在1820年后明显拉开距离。到1900年时,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明显地高于法国。
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各方面的学者着迷。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自己的答案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原创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适应工业革命冲击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避重就轻,不能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地开创工业革命,也应问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英国和法国最相似。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说:“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但是,工业革命最终并没有在法国最先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也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不参与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对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文明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享受到地里大发现的果实,英国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独一无二的情况。如果当时的情况真像上述的一样,工业革命不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发生,更不用说是世界其他地方了。”
要知道技术研发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在100家新公司中只有1家最终能存活下来。而且,要造就一个产业,需要大量的相关企业。下面,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为纺织业写一个商业计划书:(1)工业纺织品必须有一个广大市场。(2)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原始创业资本,要知道,农业经济的储蓄率是低于10%的。(3)必须能把储蓄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投资,即要有一个银行体系。(4)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充足的劳动力。(5)纺织工厂必须有合格的企业家。(6)技术上的可行性,即能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纺织机。(7)政府政策必须允许企业生存,如税率不能超过利润率。这7个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在一个国家得到满足。假如每个事件的概率是四分之一,那么出现纺织产业的概率是4的7次方,即16384分之1。所以工业革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小概率事件,是黑天鹅事件。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我认为,费正清的解释没有抓住关键。文化往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如影随形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中国在1800多年里处于“高水平动态均衡”,人均收入达到了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高端水平,经济总量长期第一,自然而然表现出天朝大国心态。中国近代沉沦的最根本原因是错过了生产力革命,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期,没有能大规模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当工业革命爆发后,又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工业革命,走出“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同时满足了7个条件,点燃工业革命的纺织业才在英国出现。若少一个条件,纺织业都可能不会出现。换句话说,英国撞上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大运,事后才发现是一场经济革命。亚当·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可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却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大家的洞察力。可是,亚当·斯密也没有预言到工业革命的来临,即使他置身其中。
但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内在的冲动,一旦机会来了,就会努力抓住。1991年,印度对经济改革普遍持怀疑态度,若不是当时印度遭遇经常性账户危机,财长曼莫汉·辛格的大胆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1996年,拉奥政府下台时,印度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印度各界对辛格的贡献开始给予承认,他本人逐渐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2003年我在孟买短暂停留,发现印度各界对改革有高度认同,感到克服贫困只是时间问题。2004年5月19日,在曼莫汉·辛格下台8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进一步表明对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广泛共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跨越时空和国界的真理。
怎样才能打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改革是第一步,随之需要有经济增长,让“蛋糕”越做越大,社会各方都可能收益,没有人受损,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这样的改革才会被广泛拥护,促使经济社会思想转型。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两个过程。印度经济增长和经济思想转变的“正反馈”循环就是典型的例子。畅销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了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作者描写的“奇怪崛起”有点儿令人困惑不解。
我们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民航客机有两个驾驶员。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个驾驶员出错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而两个驾驶员同时出错的概率只是万分之一!尽管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正常的,但两个同样事件出现的概率通过乘数效应,就变为小概率事件了。
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与当前的主导产业可能毫无关系,是“想象力经济”。可是,当时的中国想象力严重衰退了,犯了“魁奈错误”,以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想象不到工业也能创造财富,更不能及时理解工业经济的全新商业模式,再加上失去了千年“中国梦想”的创业精神,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度。由于想象力不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就是禁海。从秦国统一中国到明朝,都以为威胁只可能来自陆地,于是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之免受外部冲击,没有想到比陆地冲击更大的威胁也可能来自海上。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的60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
谈话间,海约翰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1909年,美国决定减免其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用其建立“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随后,英、日、法三国也相继效仿。但是,为时已晚,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走入经济崩溃的深渊。《辛丑条约》赔款以后清廷财政危机加重,中央摊派地方,地方本来就财政困难,于是增加税收,苛捐杂税泛滥,加重了中国老百姓的负担。1902年,清朝御史周树模愤然指出《辛丑条约》赔款的恶果:“朝廷不得已而责之各省,各省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虽事属权宜,不得不尔,而民为邦本,允宜顾全。”

《凡尔赛和约》的教训

只有凯恩斯一反传统,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试图劝说战胜国减少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结果无人理睬。他对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深感失望,和谈刚刚结束,他就从英国财政部高调辞职,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6年后,即1920年,凯恩斯花3个月时间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书中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和约》的严重经济后果,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凯恩斯从定性分析走向了定量分析,他说,“关于赔款数额方面,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一条首要的准则,并且有可能的话,尽量利用有关的一些统计资料,否则我们只能凭主观假定来行事了”。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他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德国能够支付的最大赔款数额约为100亿美元,而赔款委员会确定的最终赔款金额却高达300亿美元以上,是德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凯恩斯认为,这项巨额赔款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短时间内德国可以用部分矿产和外汇储备作为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要依靠加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取得外汇盈余来进行赔偿。
为了详细分析《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必须先讨论《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带来的巨大冲击。《马关条约》是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3000万两为清朝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
在研究中国支付能力时,一个充满争议的清政府英国籍高官赫德起了重要作用。赫德28岁就成为清朝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8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议和过程中,赫德参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反对瓜分中国,反对采用印度殖民地模式彻底接管中国财政,呼吁列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等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时,才由他们自行解决”。其次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赫德“尽力劝说各国使馆接受分期摊还赔款的方案”,使“所有债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付”,这样既可以避免中国的财政危机,又可以打消列强对中国实行财政直接管制的可能性。
果然,德国经常性账户赤字,债务危机使德国经济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前就已经停滞不前。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随后向欧洲传导,成为压倒德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被迫放弃金本位,马克剧烈贬值,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值得称道的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还建议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可惜没有被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施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凡尔赛和约》的教训和接受了20多年前凯恩斯的建议。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欧洲所造成的影响作了准确预测,显示出经济学的强大预言力量,为经济学成为“显学”作出了贡献。
要想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双赤字”,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放弃银本位。仅靠国际外汇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波动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赤字,需要建立本国纸币体制;二是要重组资本项目下的外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为零,根本无力偿还数目繁多的外债,包括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天价赔款;三是必须保持财政的纪律。银本位是对政府财政的硬约束。放弃银本位后,政府花钱就没有这个约单色书束。财政赤字将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汇率市场上本国纸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这项由宋子文主导的货币改革非常成功,结束了中国近500年的银本位,为中国改变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后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同时挂钩。
尽管列强基本接受赫德的意见,但赔款总额毕竟是列强共同确定的。列强最终确定的赔款总额是严重错误的:第一点,列强完全忽视《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的持续影响,赫德的报告已经清晰显示出财政赤字,只要对1895~1898年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举借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3笔外债结构作简单推算,就可以知道清政府的财政将保持多年赤字,根本没有更多的外债偿还能力;第二点,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白银,一方面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另一方面认为人均1两白银的负担不算多,但清政府的税收是以土地为基础而不是以人头为基础的。以人头为基础的农业税是收不上来的,而土地税在当时已经很高;第三点,没有考虑到利息。当债务实际利息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时,任何经济体必然陷入债务危机。赔款年息为4厘(4%),实际利率可能高于4%,而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从1840年以来就接近零。按照最简单的债务计算,中国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赔款采用中国经济的主要货币白银,相当于流通货币总量的不断下降。
庚子赔款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是极其罪恶的,需要中国的子孙后代去偿还本来就不平等的债务。现在,我们不能不怀疑列强的真正用意,可能存在着不亚于英法试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经济恢复长期抑制的企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辛亥革命爆发后,承办债务的四大外国银行都拒绝向清政府继续借款。
1902年,清政府因《马关条约》而承担的外债总额约为2.83亿两白银,加上《辛丑条约》的外债4.5亿两白银,共7.5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8.6倍。1901年清廷户部无奈地表示,“中国财力万不能堪”。清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外债利息。按照当时4%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清政府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收入的15~20倍。到1905年,清政府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5.9%和支出的31%。根据清政府债务结构和利息推算,晚清政府的外债将如图2-7所示,《马关条约》赔款是清政府的长期负担,《辛丑条约》赔款则直接导致财政大幅度赤字,这逼迫清政府对外借款,“赤字借款”呈现爆炸性增长。不算其他小额度外债,单是《马关条约》赔款、《辛丑条约》赔款和“赤字借款”三项加起来的外债总和直线上升,根本就不可能偿还。所以,清政府实际上是被《辛丑条约》债务拖得破产了。由于已经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双赤字”,再加上《辛丑条约》赔款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债务危机的深渊。
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从1901年到1948年,中国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中。要想摆脱债务危机,只有进行债务重组。在债务持有国不可能主动放弃或大幅度减免债务的时候,只有债务国单方面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债务。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勇气和能力使中国经济摆脱债务危机的深渊,也没有能力大规模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所以,从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解决中国近代经济问题上是基本失败的。
在赔款谈判期间,赫德又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竭力为清政府出谋献策,预定清偿办法,致力于为清政府“研究如何开辟财源”,乐观地认为清政府可以通过增收节支付出赔款的本金。他上奏称,《议和大纲》第6款所议赔款问题,“关系中国进出年项,不得不早为查明设法办理”。“进款当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出款则将各省每年办公费用逐款查明,每年必须筹出约3000万两还款之巨数。”在此情况下,赫德错误地认为清朝政府可以不用借款就能偿还赔款。他建议偿款办法,“最妙者系中国不借洋款,只按年付银若干,如此办理,约须定为五十年,还本带利,每年少则2000万两,多则3000万两”。
如图2-6所示,中国经济从1864年至1936年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贸易赤字。19世纪末,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确立后,银对金比价大跌,使用白银作主要流通货币的中国货币自动贬值,出口应增加,进口应减少,是改变长期贸易赤字的天赐良机。可惜,这个经常性账户的逆转没有出现。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借款,因此造成资本账户赤字,战争赔款导致的外债又加重了资本账户赤字。所以说,近代中国出现了“双赤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台高筑。
庚子赔款后,清朝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受到约束,虽然制定了教育资金的多渠道筹措政策,但对于在4亿人的国家内普及新式教育,不过是杯水车薪。在1911年的清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真正能用到教育上的可能比这个比例还低。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2%~3%,比起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个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近代财政收入不超过GDP的5%,1936年国民政府收入才达到GDP的8.8%。教育经费与经济总量相比还是太低。结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基础教育,导致中国国民教育水平很低。到1949年,人均教育年限还不足一年,国家基本上是个文盲状态,与印度同期基本相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教育改革,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国民总收入的3%,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迅速上升。
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是清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代表中国方面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各国驻中国大使。《辛丑条约》最关键的内容是关于战败赔款的第6款。该条款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付各国战争赔偿4.5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为四厘,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赔款总额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赔款年息为4厘(4%),分39年还清,即从1902年逐年还至1940年为止,本息共计982238150两白银,约7.27亿美元。
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预见性呢?凯恩斯实际上首创了从国际收支账户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严重后果。首先,凯恩斯断定,德国经常性账户不能产生盈余。其次,德国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不足以偿还巨额赔款。由于赔款是以外币方式,会带来国际收支账户不平衡。德国只有通过借外债来偿还《凡尔赛和约》确定的战争赔款,这导致债务危机。为了扩大出口,必须汇率贬值,可是德国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内,没有这种政策选择。债务危机使得德国经济情况恶化,财政收入减少,这进一步加重了债务危机,德国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凯恩斯的分析逻辑是精准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
为偿付对日巨额赔款,1895~1898年清政府举借了“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合计库平银3.5亿余两白银,为战前所借外债总数的6.6倍。由表2-4可知,在1901年前,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是8820万两白银,而财政支出是10112万两白银,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就达2400万两白银,相当于全国田税(地丁钱粮)的收入。根据“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结构推算,本金是848万两白银,利息是1324万两白银,共2172万两白银。可以推断,1901年清政府财政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的2400万两白银中有2172万两白银是《马关条约》的赔款造成的。1901年,清政府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白银左右。《马关条约》的赔款使清政府陷入财政赤字,给日本则带来大量财政盈余,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扩军备战。据说,1896年,日本用第一笔赔款,5600万两白银加强陆军,13900万两白银加强海军,另有一部分用于修建朝鲜铁路,一部分用于占领中国台湾地区。
国际债务危机的经济后果是标准化的,就是债务越来越多,实际利率高居不下,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爆发,90年代中期才通过发行布雷迪债券走出困境,一下子“失落了10年”。“双赤字”和庚子赔款产生的债务危机造成的主要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过高的实际利率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企业不能赢利,企业家精神培养不起来,最后经济崩溃,使中国进入长期动乱;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卫生条件,人力资本投入几乎空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高”,仍然处于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甚至更糟糕的境地。中国由于债务危机,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财政足够的支持。

中国的债务危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小有名气的货币专家,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凡尔赛和平会议。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应是着手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而是将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议题。英国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国家,法国对“普法战争”也心有余悸。于是,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英法联手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国土等方面限制德国经济的恢复。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美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和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之前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心猿意马”,对英法压制德国的主张,表现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最终听之任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使中国经济有效保持了财政纪律,建立了稳定的人民币,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赤字”问题,彻底摆脱了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经济从公元1年以来1948年漫长历史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它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开始摆脱千年停滞,走出百年沉沦,进入增长新阶段,同时,中国也从文盲国家的悲惨状态中走了出来,迅速提高了人均教育水平。195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1992年邓小平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都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精辟而深刻的总结。
《辛丑条约》赔偿总额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呢?1900年12月24日,列强同意与清政府议和,在1901年9月7日正式签署议定书,其间长达9个月时间,超过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半年时间。列强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是因为列强在赔款总额上无法达成一致。为确定赔款数额,各国指派美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4国公使组成赔款调查委员会,负责研究赔款总额。赔款调查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是搞清楚清朝政府的支付能力。
在《辛丑条约》签订108年后的今天,我做一回“事后诸葛亮”,检验一下《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我发现,《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和《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在宏观经济角度上看是一致的:战胜国都是不顾战败国已经出现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强加上远远超过偿付能力的战争赔款,导致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使战败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之中。但中国与德国所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比德国经济落后得多。中国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债务危机下,进入了赤贫的生活状态。而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人均收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应当高于《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趁机废除不平等条约,竟然继续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支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也在1920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国的庚子赔款支付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约6.5亿万余两白银,折合银元则约为10亿元。在庚子赔款之外,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大借外债。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白银,1916~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2.8亿两白银以上。“仰给外债以度岁月”是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真实的写照。
最先意识到中国债务危机严重性的是美国。1901年,美国公使在确定赔款总额时,提出各国索赔的总数不应超过4000万英镑,约合2.5亿两白银。1901年3月28日,美国公使致函各国使团,认为“各国要求中国的赔偿总数应当尽量合理,绝不能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可是,其他列强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美国的态度,就像后来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一样,为了和其他列强保持一致,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列强接受美国的建议,2.5亿两白银的赔偿也是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的。1904年,清朝驻美大使梁诚多次走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指出,以巨额赔款压制德国经济重建的做法非常危险,也是不道德的。凯恩斯在此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感,他写道:“我不能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好像它的公平处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誓约或经济事实,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这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借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凯恩斯作出震撼世界的预言,“复仇将不会被平息。这场战争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并指出“英法当局是在冒险用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去继续摧毁由德国人首先开始破坏的欧洲秩序。这一和约一旦付诸实施,必将进一步摧毁已经被战争动摇和破坏了的脆弱的、复杂的秩序,而它原本是应当重建的”。凯恩斯不幸而言中了,战胜国的错误处理可以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4国赔款调查委员会向赫德咨询中国的赔款财源和最佳偿款办法,赫德提供了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见表2-4)。赫德的赔款意见书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报告,马上为长达9个月的赔款总额争论敲下了定音。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被各国议和代表认为是偿付赔款的“最佳方案”,绝大部分被列强采纳,直接写入《辛丑条约》。我怀疑清政府谈判代表团对财政状况的了解还不如赫德清楚。历史资料记载,李鸿章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似乎没有为赔款总额据理力争过,否则,可轻而易举地指出中国不具有还款能力。这可能是黄仁宇指出的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上管理”的悲哀吧。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不了财政赤字。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面额总值已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应当说,法币发行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缺乏财政纪律。1946~1948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60%以上。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面额总值由1945年8月的5569亿元上升至1948年8月的6636944亿元,3年间增加超过1200倍,造成了中国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14000倍。在财政失信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8月9日匆匆推出的金圆券改革必然失败。从1940年起,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法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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