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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水平农业经济均衡:1~1839年

姚余栋政治经济

表2-2显示,中国粮食单产稳步提高,表明农业生产力从1400年到1820年得到了持续提高,特别是从1750年到1820年,中国粮食单产从1544千克/公顷增加到1840千克/公顷。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得出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
中国的农业技术长期、持续、稳定地改进,例如我们今天仍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技术大国。亚当·斯密承认,“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源远流长的”。在这方面,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世界系统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技术。
尹懋可的这一理论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其有4个不足之处:第一是对中国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力,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二是工业革命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类似纺织机的发明,资本积累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技术改进得越好,越可能对工业技术置若罔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既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尹懋可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注意点集中在中国没有能独立创造出工业革命上,这造成推断超出应有的逻辑范围,不免牵强附会。第四是忽视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内生性。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总会出现高速增长呢?尹懋可没有回答。我把人力资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对中国近2000年农业经济的一个新模型。
图2-3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在公元1~1820年之间基本上是难分伯仲。公元1400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明显超过印度,保持世界第一将近400年之久。中国经济总量领先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个农业技术大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全社会能够维持在农业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人口规模。
英国在1820年前的50年里,男性识字率已达到60%。而且,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因科举制度大打折扣,使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缺少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大众教育,内容单一,它忽视了自然科学。林毅夫在《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研究这类事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基础极端薄弱。由于人力资本低和人均收入低,中国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低,投资孩子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很低。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就选择“多子多福”。所以,中国出生率一直很高。
中国经济在农业革命时代取得了世界第一的辉煌业绩,但也同时达到了农业经济能创造人均财富的“玻璃屋顶”。2007年,麦迪森发表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图2-2清楚地表明,从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很早就达到了农业经济可创造财富的高水平位置,并保持基本稳定,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国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839年,人均收入在“涨停板”上停留了近400年,这段时间恰恰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期。麦迪森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自11世纪已经陷于停滞。麦迪森同时指出,从13世纪至18世纪,现有关于农业和城市人口方面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的提高。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写道,“在技术上,中国未能维持其技术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总结了中国取得的10项技术成就:(1)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改革了中国农业;(2)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青铜犁;(3)宋朝和元朝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4)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1500多年;(5)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时期(13世纪);(6)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7)早在10、11世纪,中国就制造了精巧的水钟;(8)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欧洲人好几百年;(9)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10)在公元700~1400年间,中国出现了瓷器、油漆、医学(针灸)等能展示技术成就的例子。莫基尔不无感慨地指出:“可以说,中国人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从公元1~1839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相同,进入了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人均土地的减少,又推动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用一个医学例子来说明:人体超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就是因为心脏供血能力跟不上体重增加。
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即“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有相应的机制抑制人口。马尔萨斯写道:
除了在战乱和大规模饥荒期间人口出现减少外,中国人口在总体上长期增长,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奇迹。如图2-1所示,中国和印度人口从公元1~1839年期间长期增长,特别是中国人口在1700年开始大幅度超过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中国人口逼近5000万人大关。公元1年,汉平帝登基,汉朝的人口继续暴涨,总人口是5960万人,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比当时的欧洲总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时人口突破1亿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约1.4亿人。“康乾盛世”先后持续了150年的稳定和繁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清史》称“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突破1.42亿人,1820年逼近4亿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这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如表2-1所示,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时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推动中国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深远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发现,以牛肉汉堡为主的麦当劳店的比例是以炸鸡为主的肯德基店的2倍,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肯德基店是麦当劳店的2倍。开始,我认为是肯德基进入中国早或者比麦当劳店的营销更本土化,后来发现这两方面差别不大。在研究中国人口和土地关系时,我猛然间醒悟,找到了真正原因。中国人口长期增长,土地变得稀缺,必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养牛和羊需要大量土地,不经济,而猪和鸡可以集约化喂养,靠废弃食物作饲料。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取主要靠猪肉和鸡肉。
但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情况,与这个论点不太一致。据记载,中国各个阶级都盛行早婚。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所以,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再迅速增长。盛行早婚的情况也许并不确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似乎只能这样解释: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不时发生的饥馑和弃婴现象却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带来的人口过剩增长。而荒年的弃婴现象可能比欧洲人想象的更严重。
对中国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中人均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现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也表达了类似的共识,“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应当说,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是比较准确的。
在中国古代,马尔萨斯所猜测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是时常出现的,但靠大量、普遍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来抑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偏离历史史实的。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阿默斯特使团一个成员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到处显得平静安宁,我们看到的是满意的神情和幽默的兴致……人口庞大的国家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惊异。”马尔萨斯预期的消极性抑制在中国没有系统地出现,说明马尔萨斯大大低估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举例来说,马尔萨斯对“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的描述也不十分准确,事实上,中国南方农民已经掌握了三季轮种稻谷的技术。
中国在公元1~1839年期间,历经了汉朝(公元1~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汉朝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的强大国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录了西汉初年中国的基本状况:“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国经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
以上4个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马太效应”,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是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即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穷;另一方面,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因此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用于农业经济能创造的经济附加值的限制,中国经济在长达2000年过程中出现了“没有人均收入增长的增长”。同时,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农业技术之外,而农业经济中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就成为一个不易察觉的经济陷阱,并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

事实一:中国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水平低

培根认为:“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不过由于人们养成一种有害的积习,惯于作抽象思维,比较万全的办法还是从头开始,阐明各门科学是怎样从种种和实践有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起积极作用又怎样像印戳一样,在相应的思辨上留下印记并决定这种思辨。”培根还认为,学习是良药,他的一句名言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对学习风气和方法的倡导鼓励了英国对科学的重视,为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首先爆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培根的思想也在北美大陆上广泛传播。美国的教育进展步伐之大令人惊讶。1870~1950年之间,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每10年上升0.8年。1960年,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是8.49年,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时间便更替一次,但经济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懋可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试图解释中国千年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诱导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反复。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人均收入只能下降,从而达到“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又使农业剩余减少,储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即使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仍旧无法诞生现代工业。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尔萨斯推测中国“早婚”的广泛盛行导致出生率很高。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了,怎么还会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断,中国饥荒和弃婴很可能大量出现,人口受到积极性抑制的影响。他写道:

事实三:中国人均收入在高水平上长期停滞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人们生活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劳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恶、贫困患难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
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演化时,不光提到中国的“四大发明”,还考察了钢铁冶炼和水上航行等多种技术。他认为,在以前的千余年,中国的科技“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1973年,尹懋可也认为,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出生率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相关。中国传统上很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珍宝。孔子说“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公平,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弟子和其中的“贤者”占当时的人口总数的比例太少了。四书的第一部是《大学》,《三字经》有一句“人不学,不知义”,可惜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普及到大众,能够供得起孩子“十年寒窗”读书的家庭只是少数,没有真正做到“有教无类”,所以在18世纪中国的人力资本要比英国低。在汉末,官办的学院学生总数达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以下。墨菲在《亚洲史》中认为,“中国有学识的上等人集团,以及其他亚洲社会的类似精英们,大概从未超过人口的2%”。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2009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而牛津大学更先于剑桥大学数百年创立。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对英国积累人力资本是很有帮助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兴起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早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就有力地指出,正是对更多知识的掌握,而不是性情或内在能力的变化才能解释人们与过去所思所想的不同。培根第一个把学习本身作为严肃科学问题来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力量逐渐得到显示。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本的《论学习的进展》,这是以学习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学习为其领域,全面改革人类学习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部分。
李约瑟可谓今天的复合型人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理科博士之后,才转行研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ueand Caius Couege)选为院长;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最高荣誉勋衔。我在剑桥时,曾访问过他创建的李约瑟研究所,并听到关于李约瑟的这样一件轶事:剑桥大学规定学生是不能穿越草坪的,唯有学院的院士可以。尽管如此,学院的院士也很少利用他们的特权。但李约瑟不同,他从来都是从草坪上抄近路的,而且总是低着头。或许,他对中国的科技太痴迷了,无暇顾及院士的风度了。
我把中国经济总量比作人体的体重,把血压比作人均收入,血压上升表示人均收入减少。这个人体体重增加很快,但血压没有升高,人体仍然健康如初,因为这个人体的心脏越来越强有力。这个心脏就是中国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能力。如果中国没有持续改进技术的“心脏”,就会出现“高血压”,体重不可能增长。正是这颗“心脏”,使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国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况下搞出“两弹一星”,显示出技术大国的传统。下面,我列出4个事实,来对中国近2000年的经济作一个简洁并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拨开看似矛盾的历史迷雾。

事实四: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

事实二:中国农业技术长期、持续进步

以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为主要的标志,人口出生率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家庭同时决定养育后代的数量和积累资本的数量。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得出两种可能的均衡:一是“贫穷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随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父母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减少孩子的数量,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走出“贫穷陷阱”达到“高收入均衡”的状态呢?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对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只认为需要历史的运气,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才可能触发经济由“贫穷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过渡。英国工业革命的伴生特征是人口转型,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欧洲文艺复兴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带来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历史上曾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火驱赶猛兽,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滥,“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个平原地带供人们居住,可以有粮食吃了,然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市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尽管增长步伐并非平稳,但中国在人口增加数倍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同时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评论道:“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5个渐进性的长期趋势:
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但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在创新时代,即2029~2049年,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比前面所有时期都困难。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中国经济必须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制造业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只有摧毁旧的产业,才能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2029年后,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三、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提高,人的经济价值随之上升。中国已经从建国时的基本文盲国家提高到初中教育水平国家,这个趋势将继续保持,到2049年,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成为一个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国家;
一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如图4-1所示,总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亿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普遍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6亿人的高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出生率会下降得这么快。
按照《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规划,运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计算出未来人力资本的变化。如图4-2所示,2049年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即实现高中毕业的目标。在品牌时代,人力资本增长率从价格时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创新时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对于中国经济,我认为可以采用“反木桶原理”进行设计。“反木桶原理”认为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了其特色与比较优势,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成为制高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最长“木板”呢?毫无疑问,是无与伦比的潜在人力资本优势。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100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人口众多的印度一样,中国具有生产“知识员工”的巨大潜力。在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中国经济低成本中低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创新时代,拥有成本相对较低但高素质的数以亿计的“知识员工”将是“中国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三)教育红利的延续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如图4-5所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中相遇。中国老太太到死的时候才攒够了钱买房子,美国老太太在死的时候刚刚还完贷款,但已经享受了多年的房子了。这个笑话表示中国老太太储蓄倾向更强,而美国老太太消费倾向更明显,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在收入消费倾向上差别很大,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消费倾向上的差距很大。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储蓄率过低,导致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过高;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减速,表明中国受外部冲击仍然很大,国内消费还是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储蓄率过高了。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李国鼎指出教育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科技的创新,当然要靠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必须来自教育”,“寻求科技发展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教育制度的改善”,“倘若我们仍依循过去不具弹性的教育系统,将很难培育出有创意的青年人,而一个未曾有的科技新时代,我们实需大刀阔斧地修正原教育制度。”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考虑采取“十二年义务教育”等措施把具有大学水平的“知识员工”的数量提升到占中国2049年的人力资本结构的一半以上,并通过建立国家学习体系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人类将“长出”纳米翅膀,通过生物电流驱使,像天使一样翱翔于蓝天;人类将使用纳米微型机器人,在血管里不断清扫沉淀物,心脑血管疾病将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治疗。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科技革命作了简洁的概括和预测,“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

(一)生产力革命

(四)财政负担加重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3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将进入“云计算”时代,互联网的存在和应用就像电一样,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觉。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领域将越来越广泛,涉及健康、医疗、农业和环保等。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纳米革命将重构微观世界,显示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物质特性。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将产生一场生产力“组合革命”。
图4-3显示中国未来4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大学人力资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消失,大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占40%左右,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占微弱主体。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现金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到2029年正好达到65岁,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申领养老金的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金潜在缺口现在还不明显,但2029年前后会充分显露出来。财政的中长期规划应及早考虑这个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等到2029年以后才开始应对,未雨绸缪将赢得主动。特别是2029年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财政收入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减缓,财政花费的增长还难以预测,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是必然的。由于“中速增长时代”约3%的增长速度很可能高于中国国内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中国国内债务的可持续性应当没有问题(见图4-4)。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中国梦想2.5”,可谓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创举。从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20%,离30%的国际大关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及早谋划未来40年的财政负担,逐步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巨大缺口,个人消费没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过高社保税率的恐惧,同时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体制的供给活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宏大目标。
中国人口红利消退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大趋势,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教育红利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除养老支出外,还有3项必须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花费可能占GDP的15%以上,它们同样不容忽视:一、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医改将覆盖全体国民,未来40年,医疗花费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显著上升;二、中国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逐渐增加到5%;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关。在品牌时代,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2029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4%的财政投入。
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需要的税率会惊人的高,必将减少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工作的意愿,减少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的积极性,削弱中国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和其他外部冲击的供给灵活性与弹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可行的办法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相应的工资收入,在不征收或少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的前提下,加大劳动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同时,合理运作国有资产和全国社保基金,使其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以弥补养老金缺口。但工资提高、国有资产增值和全国社保基金的有效运营所能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充足的,可以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做法,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逐步延长到65岁,再视情况延长到70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延迟退休与大量年轻人就业困难形成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重大考验。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一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中,适时提出了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项重要战略任务,要求教育要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学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主动适应工业化、信息化的新要求。
2001年,管理大师德鲁克描绘“下一个社会”形态时认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它具有下列三种主要特质:一、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二、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三、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三种特性加起来,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人口红利淡出的中国,为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和“下一个社会”的来临,大幅度投资人力资本是在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世界主要经济体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时代。欧洲、日本的退休人员预计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将逐渐增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在成为“银发族”,也开始步入老龄化。许多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政策对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退休问题相伴随的财政压力预想不足。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提出警告:“虽说这场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国虽然还不是发达国家,但同样面临着成本高昂的人口结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担忧同样也适合中国经济。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二)人口红利的淡出

中国5个趋势中的前3个趋势与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001年为《经济学人》杂志所撰文《下一个社会》中的3个主要趋势不谋而合: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年轻人口在社会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向知识工作者转型。第4个趋势带有国际普遍性,也有中国的特殊性。但在5个大趋势中,生产力革命还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随着制造业投资收益的逐步递减,必须通过“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抓住新的生产力革命,增加有效供给,才能提供投资机会,刺激投资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又好又快地增长,就会为解决财政负担、解决结构性失业等矛盾赢得足够的时间和政策空间。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

三是劳动力在2014年左右达到高峰。假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今后40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建国前60年的2%增长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于没有增长,表明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淡出。具体地说,品牌时代的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约为0.8%,创新时代的增长率为0.5%。
二、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4年到达顶峰后下降,人口红利退色,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从2008年的平均33岁逐渐增长到2049年的近45岁,中华民族整体创造力受到挑战;
四、财政负担加重,众多领域需要财政支持与投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一个潜在的负债,教育需要5%的GDP规模的财政投入。自主创新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每年4%的GDP的财政投入。中国的医疗保险费用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年增加;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处于老龄化门槛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1000美元,所以中国居民是“未富先老”。200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现了人口年龄的“倒三角”结构,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如图4-4所示,从2009年至204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预计2040年以后,老龄化趋势减缓,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以上,这意味着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判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转折点将在2014年达到,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早。尽管马上达到最高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减少缓慢,使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随着中国国内投资机会的逐渐减少和消费理念的代际更新,“中国消费”将适度崛起。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创造的崛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高增长将依靠制造业持续到2029年,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能否冲出工业经济边际收益递减但又占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困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日本经济那样的长期停滞。经过1995~2006年的增长,中国信息产业从无到有,2006年已占整个经济总量的5%,这个比例难能可贵。中国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从通信开始的,互联网和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20%,13亿中国人中已经大约有手机用户6亿,网民超过2亿,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3G手机普及后,互联网和手机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国信息产业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从2029年起,中国新经济产业需要保持高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由于人口结构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尽头。如图4-1所示,从2009年至2049年,假设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预测,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和劳动力三大高峰。总结起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有3个特点:
一、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供给革命正在向全球扩散,纳米技术革命开始崭露头角,中国经济面临生产力革命的考验;
中国政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表4-1量化了中国教育长期规划。2010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将比2005年52.7%的毛入学率明显提高,达到80%左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基本相当。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后,该《纲要》提出要适当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2010年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在2020年达到40%,在2050年达到55%。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与国际上普遍的普及率还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达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部分用于出口,而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会减少外部冲击。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艰巨任务。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一代”在2029年就基本退休了,“80后”和“90后”具有与“60后”和“70后”明显不同的消费习惯,在2029年左右达到生命收入高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倾向。中国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蓄率。如图4-5所示,我预计,中国储蓄率在2009~2049年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下降太多。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减少国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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