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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引言

姚余栋政治经济

回顾建国60年,就必须从中国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我也深切感到,必须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才能理解中国这60年的经济增长现象。要评价建国60年的经济得失,就必须从公元1949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同时前瞻未来40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甲子年放到1948年的经济大历史和40年的经济大未来中审视,追溯中国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经济兴衰,从而找到共和国甲子的历史经济定位。在经济方法上,我用人均收入这条主线贯穿从公元1年到2009年的历史和接下来的40年,把每个历史阶段和未来发展阶段的“珍珠”用人均收入这根“线”串起来。同时,宏观经济特别是财政的观点和人力资本的观点是本书的两条副线
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两个谜题。我用一个新的模型给予回答。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三峡”并不存在。我第一次引入人力资本来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导致的战争赔偿使中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账户赤字,1901年《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财政危机和资本账户危机,加上中国无力改变长期贸易逆差,所以中国经济出现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最终导致了晚清经济的崩溃。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不了中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问题,也没有办法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使中国走出千年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从1840年到1948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一言以蔽之,中国大历史可谓是“千年辉煌,百年沉沦”。昔日大国的经济沉沦,严重打击了中国在经济上的自信,中国梦想所代表的创业精神也枯竭了。
如前所说,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是完全来自现有经济主导产业之外的新经济模式,属于“想象力经济”。工业革命于1820年在英国突如其来地爆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到的。中国自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就闭关锁国,对工业革命茫然不知。从1820年到1840年的短短20年时间,西方因工业革命迅速成长起来,而中国就被“煮青蛙”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自身缺乏供给反应,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通货紧缩。1860~1895年,“洋务运动”从军事装备工业入手,与国内消费脱离,受限于财政投入,缺乏资本积累的后劲,结果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错失一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
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制性储蓄时间过长,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通过压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中国农业部门储蓄转向工业部门,同时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工业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家财政盈余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依靠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进行长期强制性储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就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严重挫伤。
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张中国建国初期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他们认为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外生的,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并最终产生了路径依赖。
中国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可以占领国际市场,获得经济利润,迅速积累资本,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小步快跑”的升级。在共和国第二个30年里,浙江的经验就是这种发展战略最好的例证。1978年前,浙江几乎没有工业。1978年后,浙江从手工轻工业做起,逐渐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2008年,浙江已经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了。大家可能记得,浙江人先从钉皮鞋、弹棉花、做衣服这些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装备制造业。浙江的产业升级和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什么是计划经济呢?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下。即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复兴之路》曾有一个精彩的采访。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前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厂(湖北二汽)的厂长,他在一次清华大学授课时说,企业和国家的界限就是一个仓库大门。二汽把生产的汽车交给一个国家的仓库,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由国家计划来负责汽车的分配。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它的必然性。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创业,创业就有系统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却是失败的。事实上,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有巨大的系统创业风险。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也受到当时国际经济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一片萧条的同时,苏联经济却呈现出了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而这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传播到了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1947年独立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国相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似。1950年代初,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仿照苏联制订了多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对重工业大量投资,忽视轻工业,此后印度年增长率长期为2%,被称为“印度式增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1年。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中心,搞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现实的选择。
关于计划经济,有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地回答。第一个是为什么苏联计划经济能短期成功而长期失败?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著名争论中,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行,没有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杰弗里·萨克斯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认为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复杂的程度,计划经济就跟不上了。但很难判断分工的复杂程度分界线,所以杰弗里·萨克斯的说法还是缺乏可信性。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是不是没有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技术进步在初期是显著的。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所以,新兴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只有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信息革命则是巨大的灾难。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则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因为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可能刚计划开始生产就已经过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本书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在“红海”里实现技术创新,而还在于要形成更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来鼓励企业进行革命性创新,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创“蓝海”。
苏联从1971年就开始努力走集约化道路,辛辛苦苦搞了20年,结果还是不成功。苏联在计划经济的初期是有显著的技术进步的,否则,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那么高,只是后期技术进步逐渐消退了。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制造业技术进步停止是必然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后终将告罄,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这不是增长方式问题,而是工业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出现的必然规律。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是完全的时间上的巧合吗?不是的。美国和欧洲当时在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枯竭,制造业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信息产业刚刚诞生,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靠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往往是缺乏投资成效的,反而带来的流动性开始泛滥,货币政策的反高通胀的可信性还缺乏,通货膨胀变得难以控制。
国有企业赢利性不高,国家财政收入跟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即拉车的马还是一样,“小马拉大车”,越拉越累,最后不得不踩急刹车。在这种财政约束下,经济发展只能停停歇歇,导致大起大落。如表3-www.99lib•net3所示,中国财政预算收支在“一五”期间基本平衡。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开始了“大跃进”,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资出现狂热,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可是,财政收入根本赶不上财政支出中的投资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财政赤字。在债务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发行大量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中说,“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最后,大规模投资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产生严重经济后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1961年,中国确定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压缩投资规模,才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取得良好成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1925年,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理经济,轻工业和农业必须适应重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它提供资金。在实际生产上,中央的指令也贯彻到整个生产过程,企业主管由中央委派、国有企业的财政预算及年度计划由中央审批、国家指令代替市场原则、按政府需要生产及分配资源,譬如以重工业优先,指令性经济计划完全体现其中。自1928年发起至1991年解体,苏联共实行了13个五年计划。如图3-9所示,苏联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它取得了1933~1938年间和1948~1958年间较高的增长率,这似乎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增长势头开始减弱,70年代增速大幅下降,80年代陷入停滞。从1965年到1990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过。商店里只有货架,没有商品,人们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居民住房严重短缺。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中国普遍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没有资本,只有少量苏联等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靠国内储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现有的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模式制度性缺陷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工业部门内缺乏技术进步,而没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计划经济的确存在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不是最深层次问题。更深刻的解释是苏联没有能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增长机遇。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计划经济内产生信息经济。由于工业部门工资很高,又没有劳动力市场,一个计算机企业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没有资本市场,同时银行根本不会冒技术革命的风险而为企业提供贷款,企业找不到投资者。
再看苏联1980年以后出现的停滞与日本1991年以后的停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潜力已经没有了,巨大的物质资本积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打击,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开始进入经济减速期,经济体制随之僵化。
但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调。在李富春的报告中,明确规划了这个比例,“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这个比例有直接照搬苏联的痕迹。苏联在沙俄时期就开始工业化,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当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所以,“一五”计划的比例是不适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初始化条件的。二是给地方的投资自主性偏小,对企业管得过死。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重积累而轻消费,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管得太严太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意识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宽幅振荡。工业增长率与投资率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大起大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投资的限制来自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账户。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国家是吸纳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当时国际贸易很少的情况下,财政约束占主导地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基本建设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计划经济不光是短缺经济,而且受到财政约束,是一种“振荡经济”。一方面,由于没有“钱生钱”的过程,资本复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发挥,造成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陈云在1954年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还考虑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李富春在报告中表示,“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5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33%”。“一五”计划中的投资分配是比较全面的,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所以,必须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相适应,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断。发现消费过低,就只好压投资。重工业优先战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容易出现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脱离的严重问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旦消费水平过低,反而会拖投资的后腿。二是就业机会创造能力差。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直接减轻就业的压力。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说明工业化的技术选择是有严重问题的,发展的成果没有与更多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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