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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跳跃的总供给:马克思-库恩定律

姚余栋政治经济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建议的那样,应从其他学科找到理解新经济现象的钥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我把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探讨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发起一场“供给革命”。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把科学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定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令人惊喜的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看做一个科学家。
那么,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什么呢?如果不能论证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就会最终归结为黑格尔的“绝对自由”。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重视生产力的革命性,强调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从理论上对邓小平的论断作了诠释。
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经济发展的河流也持续变化着。马歇尔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琼·罗宾逊夫人认为美国剑桥学派没有抓住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通过一个宇宙项,也就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就使经济达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实上经济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可以达到完美的均衡,时间只是分析的技术手段,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内涵。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是特例。
科学是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培根是第一个重视科学的实践性的哲学家。1620年,培根总结了他的哲学思想,出版了《新工具》一书。在书中他响亮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他指出,要想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须掌握科学知识。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研究自然,研究科学。
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规律,但忽视了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实践性。贝尔纳追问道,“要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现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制度,到底能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提供多大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我在剑桥的一位老师,他一直主张经济学要探讨哲学问题。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提倡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经济和道德后果。我当时在台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怎么办?”他当时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会记下你的问题”。后来,我在剑桥经济系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庆祝酒会上碰到这位大师,他还记得我的问题,承认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
在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上,具有超越时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熊彼特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马克思说,“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就必须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反复发生革命的过程。从工业革命后,科学逐渐地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意识到了科学革命的深刻本质。他谈道,“过去20年的事态不仅仅使普通人改变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甚至还影响了科学思想的结构。300年来科学领域中理论方面和总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变化足以同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迎接一场更新的、更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态相提并论。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关于公理学和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本身。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全推翻了,而后者至今仍是人们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论。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生物学面目一新。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他们也无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
熊彼特把企业家引入经济学,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要,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也同样重要。爱因斯坦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爱因斯坦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可谓当之无愧。他给出的质量和能量互相转化方程式E=mc2,E是能量,m是物质质量,c是不变的光速。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奠定了核能源工业的基础。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英国苏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根本性作用,承认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极端重视,他们写道:“许多历史学家低估了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家也常常低估科学对现代创新的贡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技术(比起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李约瑟等学者和马克思本人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认识到了生产力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和根本性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所限,没有指出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融合了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指出生产力革命使总供给曲线产生跳跃。
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正赶上工业经济日薄西山,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其政策主张只是碰巧适应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信息经济出现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理解经济“供给方面”的根本变化,谁说“大自然不能跳跃”?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约束条件——通用目的技术。
如果一个经济体制有充分的适应效率,就可以抓住总供给曲线向右“跳跃”的机会,总需求会逐渐与新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如果一个经济体制缺乏适应效率,总供给曲线就向右移动不了,总需求只能在现有的生产力革命中与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经济陷入“高水平均衡”。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对于打破这个均衡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表明收益增加,恒定和递减在同一通用目的技术范式内都是存在的。要想达到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有生产力革命,进入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由此引发投资率波动和可能出现的技术泡沫。经济发展会出现繁荣、停滞、衰退和复苏4个阶段,不能保证经济的周期性,但若一个经济体制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就会出现长期停滞。
概括说来,“亚当·斯密增长”靠劳动分工;“索洛增长”靠资本积累;“熊彼特增长”靠企业创新;“马克思增长”靠“马克思-库恩创新”。“马克思-库恩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创新,是一种增量的提高;另一种是革命性创新,相当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马克思-库恩创新”的主体是科学家。熊彼特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从长期来说,科学家的作用比企业家大。从短期来说,科学家与企业家一样重要,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会带来通货膨胀,并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黏性的,在经济处于衰退中,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如图1-12所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总供给曲线长期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个生产力革命之内是垂直的,当新的生产力革命发生后,潜在的总供给曲线向右大幅度平移,发生“供给革命”。萨伊法则依然有效,供给革命创造全新的需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经济学的要害,“当代的经济理论未将科技、创新和变迁纳入考虑之中。跟以前的新古典学派一样,当代的经济学家假设经济是不变的、均衡的,而科技、创新和变迁则是外在的。……可是,创业精神、发明和创新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经济体系,它们才是主人,而宏观经济不是。”
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经济体制更加灵活而不是稳定。为向新供给曲线移动,必须彻底重组生产过程和方式,需要全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成为推动创新经济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新供给曲线”的要素供给是做不到的。但仅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国家学习体系,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更新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生产力革命必然出现,但其内容和爆发时间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专门物质资本的积累都可能过时,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投资人力资本,才是长远之计。由于生产力革命引发投资浪潮,世界利率必然会突然跳升,国际资本出现突然大逆转,对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会对需求和产出造成压力。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很差。为了防范资本账户危机,需要对资本账户保持一定控制。
简单说来,马克思-库恩总供给定律就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对应关系。科学是通过“科学进步、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三个基本阶段交替发展的。科学的进步是边际递减的,最终会停下来,进入科学危机阶段,科学危机导致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推动技术进步,科学的危机导致技术停滞,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的进步和停滞带来生产力进步和停滞;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和革命是必然发生的。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同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
尽管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但没有明确指出科学是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也没有对生产力的变化规律给出具体模型,由于科学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刚刚起步,更没有可能总结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在19世纪中叶,处于“蒸汽机时代”,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电力时代”还没开始,而物理学的革命则发生在20世纪,电子计算机1946年才诞生。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洞察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经济的供给方面,即长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他进而论述道,“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仍然力推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人物。他说:“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方面,没有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犹如刻舟求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单纯利用当前经济学范式解决危机已经很困难了,在经济学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眼光或许会对它有所帮助。正如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所说,“现代经济学家是过去许多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瓦尔拉斯、威克塞尔、马歇尔和凯恩斯,以及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实际上,由于经济学界的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们前辈的肩膀上前进的,因此今日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就犹如站立在人类天才的金字塔之巅。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未能预计到1970年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呢?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学家们带上了职业的偏见,使他们只会向前直视,专门看到那些一贯熟知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嫌麻烦,愿意转首环顾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则可能会对整个景象得到全然不同的观点”。奥尔森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经济现象的感受与德鲁克对管理的感受是一样的。德鲁克在《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学》一文中指出“目前所有的经济理论,都不能解释从1975年到1989年这15年中发生的主要经济事件,也未能预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换句话说,现实已经使这些经济理论过时了”。生产力革命必然来自现有产业之外,新经济现象一定是人们不熟悉的,无法演绎推理的,需要想象力的。所以,新经济现象是“想象力经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从供给角度解决人类的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论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其最基本思想是生产力变化是根本的,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高度重视科学的作用。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讲的辩证法各阶段发展下去。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指出了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马克思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写道:
1883年,凯恩斯在英国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奥匈帝国出生。两个经济学大师生于同一时代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悲哀。中国古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纪,熊彼特还无法超越凯恩斯的政策影响,但是在21世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焕发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5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有时集聚,产生经济繁荣,有时稀疏,所以产生经济萧条。与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一心想阐明一种经济增长的通论,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经济历时变化的理论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回答经济系统如何产生不断变化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最终创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但是,这个解释欠说服力。企业家一直存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在日本长期停滞中无能为力,为什么企业家在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风光不再。
但是,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对人类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对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问题也没有一个可信的解释。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和提出建议。可是,当今经济理论提不出一个一致的解决办法。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非常可怕,许多美国人一直记得大萧条;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导致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不再提高,储蓄利率长期为零,失去了理财的机会;对于大部分东亚国家而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投资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令世界各国处于痛苦之中,失业人口和他们的家庭苦不堪言。这些就把新古典经济理论难住了。在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时候,完全提不出终止长期衰退的对策,并且让伤口持续扩大,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创。
想想中国最近30年来的变化,可谓巨大。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废纸杂物随处可见。为什么现在突然没有了呢?这当然有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对城市的管理加强等诸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1995年我出国时,国外景点中文资料还很少;2005年我回国前,国外景点中文介绍已经很普遍了。说明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高到相当程度,出国旅游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了。
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个更强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显赫一时的帝国都败在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下,而且是轰然倒地,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我尽可能量化本书的经济分析和预测,用数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觉可能出现的偏差。安格斯·麦迪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为本书奠定了数据基础。1970年以前的数据,我以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为准,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麦迪森使用的是国际美元。1970年以后的数据,我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数据。
经济发展不能跨越人均收入的发展阶段,要稳步前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微小的发展速度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在长期来看,都会产生巨大差别,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人均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短期什么都不是,长期就是一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遵循金融学上所谓的“72法则”,用作估计将投资倍增或减半所需的时间,反映出的是复利的结果。在用此法则计算所需时间时,把与所应用的法则相应的数字,除以预料增长率即可。例如:假设最初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假设人口零增长,年经济增长率为9%,利用“72法则”,将72除以9(增长率),得8,即需约8年时间,人均收入滚翻至4000美元(两倍于2000美元)。平均增长速度如果是10%,用“72法则”,意味着人均收入7年翻一番。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个国家平均每位居民所占有的国内总收入,简称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时,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状况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状况,无法反映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幸福的感觉,更没有把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考虑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统计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因与其他社会指标如人均寿命和生活品质有高度相关性,在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像考试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方式。
经济大历史观还要求纵向比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是世界性的。在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摆脱了赤贫,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生活。这个进步用人均GDP量化,即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300美元。建国第二个30年,中国13亿人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并使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不光是中国人的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创造财富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是从人均300美元到人均3000美元。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
1956年,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数是基本国情,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前,中国13亿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养老都可归为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给资源带来巨大承载压力。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除以人口总量,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后位次,说明中国人均创造的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可能用来分配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人未富先老,未来财政负担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
效仿黄仁宇先生,我在这里倡导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例如,人人皆知中国近代穷,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穷。
同时,经济大历史观必须便于国际比较。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评估,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么国家,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关。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国家,习惯于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均收入横向比较,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体验。我发现,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国家的老百姓想的是生存;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小富则安”的安逸生活;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休闲生活,即凡勃伦的“有闲阶层”;人均收入30000美元的国家已进入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富裕社会”,居民开始计划到世界各地度假旅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外国人一听中国要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困惑了,接着问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意思?可一听中国要完成恢复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的相对水平时,就明白了。
应该先说明一下,历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经常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容易对内使人产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对外陷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国际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虽然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续赶超法、英、德,跃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13亿人口是中国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人均GDP是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衡量社会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没有每个人的富足,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给每个人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多了,家庭拥有的财富自然多了,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更多的余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的经济大历史观是在二维世界中评价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在时间的坐标下,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我们前瞻未来,从2009年到2049年,预测从共和国甲子之年到百年华诞的未来40年。也就是说,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000余年。第二个维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这是一条可以贯穿中国2000年的线索,贯穿着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缺乏量化指标就难以有客观比较,容易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而迷失方向。在由时间和人均收入组成的二维世界中,我们的祖祖辈辈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今天差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比我们生活好多少?在这二维世界中,简单曲线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很复杂。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在长期人均收入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我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经济学方法,即每个数字背后必有经济故事,经济故事必有数字予以支持,并应用新经济思想,对中国从公元1年到2049年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大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国裕民。”亚当·斯密强调的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大历史观,也带有国际的普遍意义:第一点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长期提高人均收入并不容易;第二条是公共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宏观经济的病根往往是财政问题。例如,国家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高通胀,在固定汇率机制和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被迫贬值,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富国裕民”怎样量化呢?现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GDP是对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创造财富的总和,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是指每个人创造财富或经济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标。在本书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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