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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投资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姚余栋政治经济

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流动性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流动性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托宾的Q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模型。托宾的Q比率是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产价值之比,反映的是一个企业两种不同价值估计的比值。分子上的价值是公司的资本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的市值和债市资本的市场价值,分母是企业账面资产价值。重置成本是指如果从零开始再来一遍,创建该公司需要花费多少钱。托宾的Q大于1的时候,说明企业的资本市场价值高于企业的重置成本,股票价值被高估,套利空间形成,资金将从资本市场流向产业,投资增加。当Q等于1的时候,资本市场和产业的套利空间消失,资本将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投资为零。当Q小于1的时候,表示企业的重置成本高于企业的资本价值,企业价值被低估,资本将更愿意投资证券,投资减少。但是,资本市场价值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托宾的Q理论没有进一步描述资本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
企业股票市场价值经常会有泡沫化倾向,一旦股价上涨,这种上涨就会产生自我强化效果,与投资行为关系不大。自从182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股市泡沫频频爆发,如1717年的英国“南海”泡沫,1929年的美国股市泡沫和1990年的日本股市泡沫。最近一次是1995~2001年的美国股市互联网泡沫。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敏锐地觉察到泡沫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在其《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他形象地将催生泡沫的大众心理比作一个“庞氏骗局”,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老鼠会”。最近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500亿美元金融丑闻就是一场典型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关键机制是后续的投资者的连续投资都会为其前期的投资者带来收益,所以前期投资者在崩溃前的所有预期都得到证实,表明人类免不了有一种保持稳定预期的心理倾向,即认为世界是采用直线式的方式发展的,一旦最后预期没有得到验证,泡沫就破裂了。
所以,在利率和资本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不正确的。长期预期是不稳定的,利率没有长期下降,而是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当代经济学代表人物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此深刻地指出:“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利率必然显示出一种从长期看来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许多人已经几乎成为教条,而我们的理论中则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观点。其实这种强烈的印象主要是由于那种说明了中世纪利率数字的冒险因素;而真实的利率并没有任何明显的长期趋势,因而利息的历史倒是证实而不是否定了我们的解释。”
凯恩斯在《通论》中考虑到心理因素包括非理性心理对长期预期的影响,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论述。一方面,他发现“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很不稳定。凯恩斯写道:
图1-11清晰地表明,美国在1871~2009年的137年中,长期月利率出现了上涨和下降的长期趋势。尽管在1979~1981年期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控制高通货膨胀,大幅度抬高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影响是有的,但不大会起主导作用。换句话说,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反应一般不太敏感。因此,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中长期实际利率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也明显存在。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是消费需求不足或是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3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因此,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指的是有效投资不足。
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凯恩斯关于“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不稳定的观察,直接假设了稳定的“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并把它奉为教条。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追加资本,则追加每一单位资本的收益要递减,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资本的收益最低,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资本便被称为边际资本,边际资本生产的产品量为资本的边际收益,实际利率就决定于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后,实际利率应趋向零。于是,投资机会消失了,人均资本积累停止了,经济增长也消失了。若还要有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必须假设有一个技术增长速度的外生变量。一旦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收益永远不会降到零,总有投资的积极性存在,投资机会也就永远存在,并假设了长期预期是稳定的。但这是有根本缺陷的。
另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找到“资本之边际效率规律”不稳定的系统原因,只好假定长期预期是稳定的。他写道:“我们不能作出结论认为每件事情都依赖非理性心理,长期预期经常是稳定的,即使它不是这样,也有其他因素来促使它这样。”于是,凯恩斯这样来定义资本的边际效率:“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
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是位盖世英雄,为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幼时,他母亲倒提着他的脚踵在神奇的冥河水中浸泡,他因此周身刀枪不入。可是,他的脚踵因为未浸染冥河之水而成致命弱点。在一次战役中,敌方知道了这个秘密,专门瞄准他的脚踵,一箭射中,阿喀琉斯悲壮而死。“阿喀琉斯之踵”后来被喻为无论再强大的事,都会存在致命弱点。
在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大厦中,已经构建了完美的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有没有“阿喀琉斯之踵”呢?如果有,它在哪里呢?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一直是个不公开的秘密。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和贸易知道得较深,如在消费行为上发现的“随机游走”模型,但对投资却基本上处于初级状态,是最薄弱的环节,现有经济模型没有能力解释投资行为。
在我看来,凯恩斯投资模型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主要缺陷是预期的利润率逐渐降低趋势的假设根本上不正确。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上涨的因素“固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尔也发生恐慌”,但他认为那不是典型的形式,没有考虑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毕竟,凯恩斯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时期,没有体验到信息革命的巨大影响。他的“长期预期经常是稳定的”这个结论只适用于技术常规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不确定性低,所以投资者或企业对投资持稳健的态度,对投资机会“看得见,摸得着”,投资行为持续稳健地发生。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够解释投资行为,只好假设外生的技术进步,留下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投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经济学家比美国经济学家对投资是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更坦率,或许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原因吧。
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人物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认识到投资的波动性,他指出,“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凯恩斯投资模型和新古典投资理论都假设了投资机会的存在,实际上投资机会在一个生产力范畴内终究会消失。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曾忧心过高的储蓄率,“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
在对中国经济曾经相当悲观之后,国际舆论从2001年起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得极为乐观。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纪》。文章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将不是美国,而是中国。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说,“进一步讲,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听到这些话,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之路不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单色书网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经逼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领先于美国。当时,许多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维持高利率,美元开始了贬值进程,日元开始在两年内大幅升值。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很不稳定,日元不应该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国内外捧为“明星”,增长前景看好,大量资本在国内进入股市和房市,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来一直未能摆脱长期增长停滞的困境,而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将近10年的蓬勃增长。
为什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就不能解决长达百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和从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难以降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带来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滞不前,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革命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往往从现有经济主导部门之外创造新的主导产业,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效率低下,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通过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解放蕴涵在生产力革命中的新的社会财富。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进入世界工业经济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形象,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2008年是中国梦想开启之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重新点燃中国梦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国画卷,拉开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8月19日发表题目为《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的文章。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比经济繁荣的时候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很难改变,一旦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将在经济体内造成大量的流动性,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投资国外资产和产业,否则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高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国际经济舆论捧杀的,也是被信息产业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赶上美国。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文章认为,“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一直受列强欺辱,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奥运会前,一些西方领导人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但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缅怀过去,探索未来,免不了被中国近代的经济蹉跎和沉沦经历刺痛。2009年,中国人恢复千年自信和重启丰富想象力的闸门,彻底走出百年悲情,轻装上阵,放飞中国梦想,追寻绚丽多彩的“中国梦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国梦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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