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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动因

姚余栋政治经济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的改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终究会“碰壁”,导致危机和革命。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常规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出现反常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范式的革命。科学中的革命,就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中出现的危机引导新的范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原有范式的转换。
范式,原文是paradigm,指某一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单色书恩说,“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例如,几何学有两个范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基础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几何入门和基础算术入门,整个几何演绎体系都建立在5条公理上,其中,第5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欧几里得的公理曾经被当做任何数学几何的基础,而且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几何范式。建立在这5条公理之上,一个严密和完美的逻辑体系发展起来了。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这段漫长时期内,数学家都没有对欧几里得几何范式产生怀疑。直到19世纪,数学家高斯等发现,只要改变第5条公理,同时保留前4条公理,那么,可以创建另外一种几何范式,它们能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以同样的数学严密性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非欧几里得几何”。两个几何范式都在不同场合下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欧几里得几何”适合有限空间,“非欧几里得几何”适合宇宙空间。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受物质的引力作用,空间发生了弯曲,两条平行线是可能相交的。
自从科学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科学便获得了迅猛发展。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日益重要起来。哲学家康德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或者无知也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在科学哲学中,科学通过科学革命发展的模式最有影响力。在总结过去200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一个较精确且影响深远的模型。库恩的论述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在库恩看来,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规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共同承认的知识的储备。以库恩的话来讲,“常规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能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规”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常规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常规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例如,癌症和艾滋病是目前威胁人类的两大疾病,由于有共同的研究规范,全球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能集中精力于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上,近年来进展惊人,两大疾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试想,如果没有共同的研究规范,“科学共同体”就没有办法组成,更谈不上把它集中到某一个前沿领域上。
什么是科学革命呢?库恩指出,革命是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他写道:
根据现代编史工作的要求审查过去的研究记录,科学史家也许会惊呼,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科学家们在新规范的指导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这有点像把这个专业团体突然运送到另一个行星上去了,在那里熟悉的对象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的,并且是由不熟悉的对象联结起来的。当然,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没有地理上的移植,实验室外面日常事务通常也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尽管如此,规范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就他们只是依靠由他们看到和做到的那个世界而论,我们也许想要说,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作出回答。
天体物理是科学革命频繁爆发的一个领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世界近2000年。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挑战了地心说,之后在伽利略的努力下,日心说在40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地心说的科学革命,他们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古希腊人很早就猜测行星的轨道是圆,开普勒发现行星绕太阳走的是椭圆,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原理》一书,给出了万有引力方程式,证明这个行星的轨道一定是椭圆;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20世纪即将到来的盛大年会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凯尔文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在新的世纪中,物理学家们只剩下些修补工作了。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是想象力达到极致的科学创造,打破了绝对时间的框架,表明时空可以转换。一个著名例子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年龄差。如果哥哥乘坐以光速前进的宇宙飞船作长途太空旅行,当他重返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弟弟年轻得多。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成为描述宇宙演化的“正统理论”,天体物理完成了对经典天体学的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
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宇宙不是膨胀便是收缩。可能出于对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称美的欣赏,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加上额外的宇宙项,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均衡状态的宇宙模型。可是,14年后,反常开始出现。1929年埃德温·哈勃从星系光谱的红移推断,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而去,这表明整个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从时间上倒溯到过去,估计在100亿~200亿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即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极高的状态通过大爆炸而产生的。哈勃的发现导致第三次天体物理革命,即宇宙是处于不均衡状态的。爱因斯坦后来把宇宙项称作“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25年后,爱因斯坦试图用统一场来描述宇宙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有人戏称,1925年后,爱因斯坦可以用余生去钓鱼。爱因斯坦晚年的错误是用一种均衡的思想理解本身不均衡的宇宙,这是徒劳无益的。宇宙是不均衡的,在不断膨胀,星系、星云和可怕的黑洞正远离地球而去。
综合上述,一个未来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既是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哲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诸种才能的综合,还是实践终身学习的人。人类经济的繁荣和挑战需要大量这样合格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梦想有朝一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像牙医那样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读者共勉之。
尽管如此,人类的经济挑战是现实的和紧迫的,例如非洲的长期贫困,日本的10年停滞,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等。这些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作为一种对经济问题的专家来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即使一个经济学家既有专业性又有综合性,还是不够的。一个合格经济学家还要终身学习。萨缪尔森曾说:“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也是经济学家”,这种观点其实是可笑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经济生活在变,经济规律也在变,经济知识就必须跟着变。例如,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资本账户危机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经常性账户危机。所以,知识不是力量,学习才是力量。
但是,凯恩斯强调了综合性而忽视了专业性。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有许多分支,在一个小的领域做专家就很难了,了解经济学的整体几乎不可能,必须有所专攻。对一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其他领域了解就相对容易,可能享有“一通百通”之经济规模。但经济生活往往是复杂的和系统的,过分专注于一个学术领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有受单一学科限制的风险。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数学家在讨论一个数学难题,那么,这50个数学家往往会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屋子里有50个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那么,这50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50个观点。这就好比古代印度寓言中那6个盲人摸象一样,每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便自称认识了大象,结果6个人就有6种关于“大象长得像什么”的不同观点,并为此整日争吵不休。
让我们看看政治家成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学问立身和顾及自己的信誉,学问要靠艰苦的研究,信誉要靠长期的积累。历史表明,经济学家通常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多出于律师,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像律师那样在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其实,凯恩斯所欣赏的“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的品质在企业家中也可以找到,因为企业家必须务实,不能脱离市场环境,否则企业的产品就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而且,企业家还有创新能力,这是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所必需的。
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成分。经济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然而人生短暂,懂得经济历史会加速经验的积累,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还将赋予经济学家深邃的洞察力。许多人深信,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正确的,前人的思想要么被视为已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学知识中,要么就是错误的,因而忽视了经济学发展史,忽视了经济学作为带有科学属性的学科会不断发生科学革命,例如“凯恩斯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新古典经济学)。
从20世纪某一时刻起,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职业。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早些时候说:“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与瓦特、斯蒂芬孙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后来,该杂志却通过一个笑话来给予经济学家这一职业一个辛辣的讽刺。这个笑话大致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在火车上碰到三个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聊了起来。为了能有针对性地聊天,爱因斯坦想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90,爱因斯坦很高兴:“我们可以讨论原子物理学和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第二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50,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讨论新西兰为追求世界和平所确立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50,爱因斯坦稍作犹豫,然后问道:“你预计下个月的利率是多少?”
为什么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前后褒贬不一呢?经济学很像建筑学,难以重复试验。对一个建筑物有许多设计方案,在建筑完成之前很难判别哪一个设计方案合理,等建好了再评判往往就来不及了,因为“木已成舟”。在没有把一种政策方案付诸实践之前,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方案都可能是对的。如果采用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和无法挽回的。所以有人把经济学家的对经济发展的危险说得很“深刻”,指出:“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
再谈谈艺术家成分。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特别体现在经济学的政策层面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态都难以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完全表达,好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根据某一种模型单纯推出来的,而是一种综合经验、知识甚至灵感的对未来的正确判断。在执行经济政策中,怎样把握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又是一种艺术。
让我们看看哲学家成分。随着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技巧甚于哲学内涵。没有哲学成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哲学预见性的一个胜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宇宙形成的星云学说,这个预见比真正发现星云早了许多年。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至今有深刻的影响力。
应该说,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多种才能融合的要求有一定启发性。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所须具备的数学家成分。对21世纪经济学发展来说,凯恩斯这句话快要过时了。凯恩斯没有想到人类会发明计算机,带来一场技术革命,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将很快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同时,经济模型已经愈来愈复杂,比如,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模型,根本没有指望求出一个封闭的解,证明公理也很困难;只有用计算机模拟才能解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从数字模拟转向计算机模拟,否则难以算出估计值。在此情况下,数学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今后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软件工程学,今后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水平。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对这个问题会有许多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讨论20世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看法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拙见。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提出了对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经济学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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