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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力革命创造世界

姚余栋政治经济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四阶梯是富裕。“沿着发展之梯继续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则属于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亿人。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国10亿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数千万高收入个体。北京的青年专业人士也能够列入21世纪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做“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综合这些所有的引证,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阶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们目前只看到历史上有4个世界:狩猎经济世界、农业经济世界、工业经济世界和信息经济世界,另外,可能正在迈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先后攀上工业经济的阶梯,也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农业世界的阶梯中。人力资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导致出生率高,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穷陷阱”。在工业经济世界里,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持续改进技术和创造品牌,“日本制造”也饮誉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没有能够抓住信息经济的新生产力革命,信息产业被制造业压抑了,自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在信息经济和生物技术经济的世界里,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的奇迹。但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维艰,信息产业没有能如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迅速地东山再起。美国生物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下,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还难挑大梁。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里的“阶梯理论”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够切入全球模块化生产。他描述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发展的历程,即从维持生计的农业到轻工业和城市化,进而发展到高科技的服务业。在马拉维,有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孟加拉国,农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国则为61%。在发展频谱的另一端——美国,农村人口仅占20%。在马拉维有不到25%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而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75%。”他的“阶梯理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情况: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对于我来说,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当出现一个使其平坦的机会时,他们的视野才会平坦,但如果出现另一个机会,它便不再平坦了。”什么是德鲁克所说的“机会”呢?在我看来,能够改天换地的“机会”和造就人类社会福利阶梯式分布的根本方式只有生产力革命。
那么,世界真是平的吗?单单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确是扁平化了,可是从社会福利来讲却并非如此。理论上说,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系统技术模块化的趋势,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发挥低成本的优势,稳步地边干边学,累积经验,再向高端模块攀升。这样,低收入国家可以比高收入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出现相对趋同的现象。可是,恰恰相反,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图1-1所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世界各大区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后,美国和西欧持续增长,成为“富裕国家俱乐部”;拉丁美洲地区和东欧基本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亚洲从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没有什么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追赶,加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而非洲地区长期贫困,一直没有改变低收入的状况。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呈阶梯状的,各国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表明阶梯间的距离也在继续扩大。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适用于广大低收入国家的普遍意义。1991年前,印度经济是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一个企业要买一台计算机,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办各种许可证。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用光了,遭受了经常性账户危机。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担任拉奥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许可证经济”的种种枷锁。印度的供给反应是惊人的,瞬间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在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惊。
第二阶梯是低收入。“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的几阶对应位于低收入国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约有15亿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孟加拉国的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相同。这些人属于‘穷人’,他们的生活比仅能维持生存好一些。……赤贫的人(大约为10亿)和穷人(另有15亿)合起来占全球人口的40%。”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
生产力革命没有碾平世界,而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按自己的意志彻底改变了世界的一切状态,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生产力革命的特例,即当时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了极为生动深刻的描述,他们写道:
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着的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是生物技术革命。早在19世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农业也会被工业改造。他说: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富裕的阶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贫的阶梯上?为什么这个阶梯看得见,却爬不上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人类福利的阶梯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阶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亿人(包括印度IT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在弗里德曼看来,“河”依旧是平的,但事实上,“河”已经是工业化的河了,“鱼”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河水依旧是平的”只是一种肤浅的错觉。在农业时代,农业是在有限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工业时代,农业被变成“工业化的农业”,化肥和农业机械成为农业产量的主要保证,“一分耕耘”,可能“十分收获”;在信息社会,“订单农业”和信息化物流出现了,开辟了一个无缝链接的世界农业市场;在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是“基因工程的农业”,西红柿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马铃薯也不用在地下野蛮生长,而是在树梢上自由自在地沐浴阳光雨露,药物将根据个人的DNA进行配置,人类寿命可能达到120岁的天年。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举例说明生产力革命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指出,“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
就在印度经济突然快速增长,打破持续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长”之前,世界银行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经济发展要先走工业化道路,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是必由之路,然后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从非资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入手,绕过了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外汇储备限制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因素,全力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拥有低成本和英语娴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积累充足后,印度从2004年开始逐步发展制造业。可以预言,印度经济在中长期仍旧会较快地增长。但是,印度独特的经验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复制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务业的前提不光是拥有便宜的劳动力,还必须拥有大量受过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级知识员工,即积累的人力资本要达到一定门槛。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只有低成本劳动力,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
“全球化1.0”阶段主要是国家间的融合,这一阶段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劳动力是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化1.0年代,世界从地理上的大尺寸缩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由个别国家所带领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陆,葡萄牙去东亚,英国去印度和北美。国家进行全球化的动因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
“全球化2.0”阶段是公司之间的融合,时间是从1800年到2000年,各种技术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因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把世界从中型压缩到小型。这段时间的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开始,从事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产业链条。后来,随着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务对象从不能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变为可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创新型的服务贸易异军突起。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把商业服务从核心业务中分离出来,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进行服务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革命类型,在此之后,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特别是在国门初开的中国。他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产力革命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未来学派”洞悉大千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
“全球化3.0”阶段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不同,信息服务突如其来,生产出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创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认为,信息革命在过去30年不断地深化,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和配置。软件的不断创新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在这个全球化3.0时代,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弗里德曼预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国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小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将自己置于全球舞台之上,逐渐横向和纵向地扩展业务,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延长产业链条。而大企业则想办法做小,专注于核心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甚至把生产流程全部转移到海外,本土只负责系统集成开发和管理。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竞技场变得更平等,使小企业能够快节奏地与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开竞争。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除少数国家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实际上各国收入都出现了“马太效应”,也就是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杰弗里·萨克斯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的人口根本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因此,当我谈及‘贫困的终结’时,我将讲述两个紧密相关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惨处境——这些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天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享受基本的营养标准、健康、水与厕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包括那些处于中等贫困的穷人)能够有机会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爬。”
的确,生产力革命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特定生产力的地盘里,一切由生产力做主。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工作,整日奔波于世界各地,写出了富有语言魅力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描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们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再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形象生动的阶段。
第一阶梯是赤贫。“如果把经济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阶梯代表着通向经济福利的步骤,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占人类总数的1/6)过着像马拉维人一样的生活——疾病丛生、饥荒盛行、极其贫穷,以至于不能踏上发展之梯的第一阶。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穷人中最穷的人’或者说‘赤贫的人’。著名非洲经济专家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衰败之谜》中也同样看到,‘虽然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而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进的希望。这些人和这些国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构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的确,正如科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马里的贫穷。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宽幅振荡。工业增长率与投资率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大起大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投资的限制来自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账户。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国家是吸纳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当时国际贸易很少的情况下,财政约束占主导地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基本建设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计划经济不光是短缺经济,而且受到财政约束,是一种“振荡经济”。一方面,由于没有“钱生钱”的过程,资本复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发挥,造成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陈云在1954年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
国有企业赢利性不高,国家财政收入跟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即拉车的马还是一样,“小马拉大车”,越拉越累,最后不得不踩急刹车。在这种财政约束下,经济发展只能停停歇歇,导致大起大落。如表3-www.99lib•net3所示,中国财政预算收支在“一五”期间基本平衡。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开始了“大跃进”,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资出现狂热,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可是,财政收入根本赶不上财政支出中的投资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财政赤字。在债务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发行大量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中说,“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最后,大规模投资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产生严重经济后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1961年,中国确定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压缩投资规模,才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取得良好成效。
什么是计划经济呢?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下。即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复兴之路》曾有一个精彩的采访。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前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厂(湖北二汽)的厂长,他在一次清华大学授课时说,企业和国家的界限就是一个仓库大门。二汽把生产的汽车交给一个国家的仓库,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由国家计划来负责汽车的分配。
关于计划经济,有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地回答。第一个是为什么苏联计划经济能短期成功而长期失败?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著名争论中,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行,没有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杰弗里·萨克斯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认为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复杂的程度,计划经济就跟不上了。但很难判断分工的复杂程度分界线,所以杰弗里·萨克斯的说法还是缺乏可信性。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是不是没有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技术进步在初期是显著的。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1925年,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理经济,轻工业和农业必须适应重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它提供资金。在实际生产上,中央的指令也贯彻到整个生产过程,企业主管由中央委派、国有企业的财政预算及年度计划由中央审批、国家指令代替市场原则、按政府需要生产及分配资源,譬如以重工业优先,指令性经济计划完全体现其中。自1928年发起至1991年解体,苏联共实行了13个五年计划。如图3-9所示,苏联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它取得了1933~1938年间和1948~1958年间较高的增长率,这似乎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增长势头开始减弱,70年代增速大幅下降,80年代陷入停滞。从1965年到1990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过。商店里只有货架,没有商品,人们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居民住房严重短缺。
所以,新兴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只有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信息革命则是巨大的灾难。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则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因为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可能刚计划开始生产就已经过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本书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在“红海”里实现技术创新,而还在于要形成更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来鼓励企业进行革命性创新,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创“蓝海”。
现有的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模式制度性缺陷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工业部门内缺乏技术进步,而没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计划经济的确存在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不是最深层次问题。更深刻的解释是苏联没有能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增长机遇。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计划经济内产生信息经济。由于工业部门工资很高,又没有劳动力市场,一个计算机企业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没有资本市场,同时银行根本不会冒技术革命的风险而为企业提供贷款,企业找不到投资者。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中国普遍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没有资本,只有少量苏联等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靠国内储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苏联1980年以后出现的停滞与日本1991年以后的停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潜力已经没有了,巨大的物质资本积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打击,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开始进入经济减速期,经济体制随之僵化。
苏联从1971年就开始努力走集约化道路,辛辛苦苦搞了20年,结果还是不成功。苏联在计划经济的初期是有显著的技术进步的,否则,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那么高,只是后期技术进步逐渐消退了。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制造业技术进步停止是必然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后终将告罄,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这不是增长方式问题,而是工业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出现的必然规律。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是完全的时间上的巧合吗?不是的。美国和欧洲当时在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枯竭,制造业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信息产业刚刚诞生,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靠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往往是缺乏投资成效的,反而带来的流动性开始泛滥,货币政策的反高通胀的可信性还缺乏,通货膨胀变得难以控制。
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张中国建国初期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他们认为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外生的,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并最终产生了路径依赖。
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制性储蓄时间过长,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通过压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中国农业部门储蓄转向工业部门,同时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工业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家财政盈余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依靠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进行长期强制性储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就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严重挫伤。
中国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可以占领国际市场,获得经济利润,迅速积累资本,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小步快跑”的升级。在共和国第二个30年里,浙江的经验就是这种发展战略最好的例证。1978年前,浙江几乎没有工业。1978年后,浙江从手工轻工业做起,逐渐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2008年,浙江已经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了。大家可能记得,浙江人先从钉皮鞋、弹棉花、做衣服这些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装备制造业。浙江的产业升级和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但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调。在李富春的报告中,明确规划了这个比例,“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这个比例有直接照搬苏联的痕迹。苏联在沙俄时期就开始工业化,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当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所以,“一五”计划的比例是不适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初始化条件的。二是给地方的投资自主性偏小,对企业管得过死。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重积累而轻消费,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管得太严太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意识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还考虑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李富春在报告中表示,“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5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33%”。“一五”计划中的投资分配是比较全面的,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它的必然性。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创业,创业就有系统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却是失败的。事实上,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有巨大的系统创业风险。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也受到当时国际经济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一片萧条的同时,苏联经济却呈现出了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而这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传播到了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1947年独立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国相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似。1950年代初,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仿照苏联制订了多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对重工业大量投资,忽视轻工业,此后印度年增长率长期为2%,被称为“印度式增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1年。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中心,搞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现实的选择。
所以,必须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相适应,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断。发现消费过低,就只好压投资。重工业优先战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容易出现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脱离的严重问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旦消费水平过低,反而会拖投资的后腿。二是就业机会创造能力差。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直接减轻就业的压力。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说明工业化的技术选择是有严重问题的,发展的成果没有与更多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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