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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世界是阶梯式的 引言

姚余栋政治经济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整个世界2009年仍在金融危机中痛苦地呻吟着,每个人在“平坦世界”中可以利用的机会几乎荡然无存。当人们感慨“世界是新的”,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欢呼雀跃的时候,2008年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如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等国大量出逃,出现资本账户危机风险,纷纷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救援。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得到显著增强,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2009年,世界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不够,应增加一倍。而2005年,当我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向该组织求援的国家越来越少,该组织的2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似乎绰绰有余,根本都花不了。
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都对这个恶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恶魔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马尔萨斯“忧郁”经济学褪色之后,人们的经济世界开始被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替统治着,认为存在永恒的投资机会,人类的经济问题主要在总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给方面。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以至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被搞模糊了,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有效供给不足的危险。
2009年,人类陷入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在恐惧中,人们已经缺乏思想的深刻性,不知所措。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深刻反思主流经济思想的正确性,探寻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答案。在这本书里,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观点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人类经济生活永恒的挑战,就是“生产力革命”。我认为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和不知不觉的,但是必然要发生的。它既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力量,又代表了新的投资机会。经济历史早已证明,生产力革命在创造新产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潜力。但是,现有的经济制度缺乏足够的适应性,经济结构调整也是痛苦的过程,这就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有些经济体能够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创造新产业;而有些经济体往往没有能力抓住投资机会,经济陷入停滞或衰退。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也很难说是新的。
其实,面对生产力革命这个永恒的挑战,人类的最佳状态既不是过度悲观,也不是过度乐观,而应该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应对挑战的办法就是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学习型经济”。如果我们探究经济制度适应生产力革命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现4个关键的“零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国家学习体系和适度开放的国际收支账户。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里对这些关键机制作过深入的分析,本书不再详述。
钢代替铁的过程也是很快完成的;铁路行业曾经是美国工业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行业,现在也走向了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的个人电脑行业,到了90年代后期也目睹了增长率的滑坡和软件业的兴起,2009年更是艰难。在消费电子类,新产品推出速度惊人,存货竟成为一个企业的风险之一,因为货还没卖完,就可能被无情地淘汰了。寻呼机被手机取代,寻呼行业突然猝死;VCD行业刚兴起,就被DVD取代;MP3制造业2000年开始兴起,2005年就被有视频功能的MP4取代了。最近这些年,胶片照相机迅速被数码照相机取代,3G手机也正在快速地取代当前眼花缭乱的各类手机。电动汽车是一项突破性技术,可能会在10年内对燃油汽车造成威胁,将来可能就没有加油站,只有充电站了。传统的零售业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因为互联网中的企业对顾客商业模式(B2C)已经逐渐成熟。多次蝉联世界500强第一的沃尔玛在信息化上极为出色,还把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但现在要面对美国亚马逊公司和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挑战。
生产力革命对任何经济体又是“煮青蛙”过程。我们都知道,如果把青蛙直接扔到沸腾的开水里,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几乎毫发无损;但如果把青蛙放在一个盛满凉水的锅里,然后慢慢地给锅加热,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竟然对温度的升高一点儿都不敏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水的温度超过青蛙可承受的生理极限时,它才感觉不舒适。这时,亿万年生物进化赋予青蛙的逃生本能不见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选择在舒舒服服和浑浑噩噩中被煮熟了。青蛙如此,经济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这个故事说明了当生产力革命来临时,一个经济体如没有适应效率的机制,就抓不住投资机会,产生不了新兴产业,就像青蛙一样,对表面上缓慢变化的环境不会有所反应,锁定在传统产业上,最后想改革经济体制也来不及了,陷入经济停滞。
可惜,在生产力革命频繁爆发的今天,艾希礼的悲剧还在许多人身上反复重演。的确,生产力革命爆发的时间越来越频繁,产业的寿命也越来越难以持久,企业的寿命更是这样。所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出现多次职业大转换,现有的知识和技能都可能完全过时,这需要人们的观念跟上环境变化的脚步,永远保持创业精神,积极地终身学习,避免心理结构的危机,否则“艾希礼的悲剧”将反复上演。
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有着对人类经济历史演化过程的深刻体验和深邃的科技观点。他们认为每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是由技术、科学、经济、政治和文化5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每隔一定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其他各个子系统则为各个新技术集群提供完善的支撑结构。世界经济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5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英国工业革命:棉花、铁和水力时代;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铁路、蒸汽机和机械化时代;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大萧条与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信息通信技术。
所以说,生产力革命是位来自陌生领域的不速之客,发动的是一场宁静革命,“润物细无声”,它的存在是事后才被发现的。任何经济体都处在生产力革命的永恒威胁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煮青蛙”。我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形容生产力革命:“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不对!”她气愤地说。“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理由。”
德赫斯描述了斯托拉公司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寿星公司”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过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断调整变换着主营业务——从铜矿到林业,再到冶铁和水电,最终是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适应着这个永远变化着的世界。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赫斯宣布斯托拉为世界最长寿公司的第二年,该公司与就与芬兰的EnsoOy合并成立了斯托拉恩索(Stora Enso)公司,实际上宣告了世界最长寿公司的死亡。德赫斯也看好创立于1590年的日本住友公司。住友公司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在2007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重组,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如何生存,是对这家长寿公司的考验。
信息革命由硬件产业发展带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的时候,几家公司包揽了所有产业链的环节。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20岁时就开始创业,坚持“对于特定用户群体来说,时尚和易用性与实用同样重要”的理念,使苹果电脑在10年间从一家只有两个小伙子的车库公司扩展成了一家国际大公司。1983年,第一台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Lisa面世,苹果微机使个人电脑成为一个新产业。但是,乔布斯后来被迫离开苹果公司,苹果公司选择了与IBM个人计算机不兼容的技术路线,个人电脑行业的领袖迅速地被边缘化了。1996年乔布斯以临时首席执行官的身份重返苹果公司,上演了“王者归来”,推出iPod和iTunes横扫全球,苹果电脑成功复兴。乔布斯则是“身任天下之重”,其身体状况甚至会轻易影响到苹果公司的股价。
在金融学领域,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使用非常广泛,该模型的设计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还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模型的基础是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化总是满足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极端收益情况是非常罕见的,隐含的假设是资产流动性丧失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可是,1998年8月,俄罗斯宣布延迟偿还外债时,俄罗斯国债无法套现。应用该模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正态分布不再适用。
美国统计普查署于1987年制定的“产业分类标准(SIC)”体系在1997年已经被“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体系所取代,增加了若干之前根本想象不到的新产业。1997年,该分类体系划分信息业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意味着对当今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信息产业,在统计分类上首次被正式界定。SIC体系是在当时美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设计的,不能反映信息服务业加速增长的趋势。2002年,NAICS体系大幅度增加了产业数量,从SIC体系的1004个产业增加到1170个产业。新体系定义了350多个以前闻所未闻的新产业,所包括的250个新的服务业,完全是从以前的服务部门中分离出来的。
一种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出现了,并将成为主流,冲击着人类社会:高龄化的人口,低龄化的产业和短命的企业。目前联合国统计数据中的经济活动人口的年龄是15~64岁,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是50年,假设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那么在人的一生中,就需要平均更换7次工作!
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区分了财富本身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他说:“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产生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
“你不但不讲信用,而且还非常自负,”他说。“你以为你这全区的大美人儿可以没完没了地当下去,是不是?你以为自己总是漂亮的小姑娘,男人见了没有不爱的。”
我相信人类总体上具有惊人的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未来的冲击”不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人类的个体对生产力革命的反应是不相同的,有许多人会被变化的环境无情地淘汰。2003年,整个美国房地产开始飙升。当时,华盛顿房价低于美国东部和西部,但高于美国中部和南部。一个房产中介告诉我一个发人深思的情况,他发现,同样家庭收入和教育背景的人迁徙到华盛顿时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种人在几天之内作出买房决定;一种人在经历几个月痛苦考虑后买房;一种人认为华盛顿房价贵,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永远都不会买房。可同时,房价依然在上涨。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我把《飘》中的重要人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远见的男主人公白瑞德。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工业化的北方必然击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南方,于是大做军火生意,赚了大钱,尽管他在南方战败前还参加南方军队;第二类是学习型的女主人公郝思嘉。郝思嘉并不知道南方必然战败,在南方战败和自家种植园破产后,她没有绝望,而是承认现实,马上开始经营工厂;第三类是悲剧型的艾希礼。艾希礼是南方贵族,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南方会战败,高傲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南方惨败后,艾希礼的世界就消亡了。郝思嘉怜悯艾希礼,就给他提供了在自己工厂工作的机会。可艾希礼没有学习能力来拥有一个新世界,他的痛苦是巨大而漫长的,虽生犹死,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悲剧。以下片段节选自该小说,是男女主人公的对话,生动地描写了艾希礼的痛苦。
克里斯·弗里曼与朗西斯科·卢桑的长波分类有些过细了,从纺织厂到石油化工业基本上可归为工业经济范畴,是生产力的改进,没有革命性的区别。同时,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一般是50年。但是,由于科学革命爆发的越来越快,技术革命特别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也越来越快,所以生产力革命的出现已经打破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统计规律性。每个生产力革命之间的时间越来越短,黑天鹅事件越来越频繁地侵袭着世界。英国于19世纪20年代最先进入工业经济,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走上信息经济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生物技术经济的门槛。在生物技术经济后,纳米材料可能引发一场生产力革命。物质在纳米尺度下表现出的奇异现象和规律将彻底改变世界,给材料和生物等领域带来目前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人类用纳米碳管组合成的纳米“钢丝”搭建通往月球的“天梯”的时代也许不远了。不久的将来,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杠杆和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或许可以用纳米碳管做的无限延伸的杠杆实现撬动地球。
生物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医学、农业、环保、能源等许多领域,显示出了广阔的前景。生物技术开发出超过200种药品,如干扰素、人体生长激素、胰岛素、乙肝疫苗等,并大量投放市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合作,基因组序列测定与基因结构分析将在医学领域引发革命性发现和应用。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于1990年正式启动,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参与,旨在为人类基因组精确测序,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生物芯片可能取代硅芯片,计算速度成倍增加;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可能使人活到120岁的天年。
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经济规模达到1.5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46000美元。《财富》杂志评选出的美国500强企业中,加州独占鳌头,其中包括著名的英特尔、思科、甲骨文、谷歌及雅虎等。在风险投资领域,加州的硅谷便吸引了全美一半左右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如图1-4所示,加州制造业雇用劳动力在总体上处于衰退当中。信息产业雇用人数从1990年到2001年持续上升,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就持平了。可以看到,制造业破坏的就业机会并没有被信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弥补,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失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失业率一直较高的原因。
美国信息产业分为信息服务(包括软件)、通信和计算机硬件三个子产业,信息服务在整个信息产业中越来越占主体,表明信息产业从以硬件为主导向以服务为主导的方向转变。1990年,IBM既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还占有UNIX操作系统市场的半壁以上江山。英特尔公司推出的芯片越来越标准化,让IBM感到了个人电脑业会过度竞争。IBM公司敏锐地把握了这个趋势,果断放弃硬件。“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到2001年左右,IBM已经成功转型为侧重于信息服务和咨询的公司了,并把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了当时正想国际化的中国联想集团。
生产力革命是“想象力经济”。所谓“想象力经济”就是现有经济模式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来演绎出新经济模式,通过生产力革命产生的新经济模式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更具体地说,改变产业的力量往往来自产业外部,不是行业内部能推理出来的,所以必须通过想象,创造一种对产业发展的远见,即vision,构成“想象力经济”。1969年,德鲁克在《不连续时代》中提出了技术大爆炸所形成的新产业是不连续性主要来源之一。光纤发明时是为了传导影像,谁也没有想到会用到通信传输上,现在跨洋通信使用的多是光缆而不是电缆。使平面媒体变为立体媒体的力量是互联网,而不是媒体本身。即将对现有灯光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不是来自日光灯或白炽灯行业本身,而是来自发光二极管(LED)。发光二极管可以比目前的日光灯节能90%,寿命长10倍以上。德鲁克意味深长地说,“科技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由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分别支持着自己独立学科的体系所构成。现在的科技互相联系,处在混沌之中。行业变革必将来自外界,然而我们却对行业以外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演绎不出未来的产业形态,因为改变产业的力量很可能来自属于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其他产业。
“唉。也许他们没有感到幸福。因为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钱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证券化的债券如抵押债务债券(CDO)成为“金融地雷”,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炸出一个“大窟窿”。在高财务杠杆的现金流压力下,金融机构只能在债务结构规定的期限内变卖资产还债,于是,又一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了。由于难以评估场外工具的流动性和交易方风险,导致金融恐慌和互相的不信任,一些资产的交易市场突然消失,变现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卖不出去就导致破产。2008年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不是死于踏上“金融地雷”,而是死于市场消失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上。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市场消失是闻所未闻的。即使在美国隔夜拆借市场,一天的超短期利率也大幅度上升,逼迫美联储无限制提供短期流动性。
在2002年版本的NAICS体系中,信息产业具体分为出版业(不包括互联网)、电影及录音产业、广播(不包括互联网)、互联网出版与广播、通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网站搜索入口及数据加工、其他信息服务等7个类别。2002年版本的NAICS体系还重新修订了330多个产业的经济内涵和范围。在NAICS体系中,定义的1170个总产业中,只有473个仍然在统计名称上代表制造业,占40%左右,而60%的产业基本上已经是全新的了。从1987年出台SIC体系到2002年出台全面更新的NAICS体系,中间只间隔了15年。从2002年版的NAICS体系到2007年的NAICS体系,已经有46个行业的经济内涵发生了变化。美国统计普查署正开始准备2012年对NAICS体系的更新。可以预见,2012年的NAICS体系与2002年的NAICS体系相比将会有重大变化。
在现货供应市场上,B2B商业模式最先在美国提出和尝试,但不成功。后来,阿里巴巴把B2B现货供应商务模式在中国做成功了。中国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以引入为主,例如新浪、搜狐、网易是模仿雅虎等国外门户网站而诞生的,“众里寻她千百度”的百度的商业模式也是从美国谷歌引入的,唯有阿里巴巴是在中国制造业拥有超乎想象的大量中小企业的土壤上做成的电子商务网站,开创了世界信息经济中一道美丽的中国风景线。在1994年的一次赴美帮助解决商务纠纷的旅行中,杭州外语老师马云“触网”,并立即感到了互联网在中国潜在的巨大商业前景。1995年,马云告别了自己创办的翻译社,创办了第一家企业信息网站“中国黄页”。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了50年。而在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而始终名列100强的企业只有一家。美国汽车业巨擘——通用汽车历经百年后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程序,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已无情地将其踢出成分指标股行列。百年通用沦落到如此境地!
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英国成为“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跨洲帝国。1870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开始向欧洲大陆蔓延,北美和日本也作出了积极响应;1870年后,美国开始在以电器技术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新一轮革命的浪潮中崭露头角,显示出超越英国的远大前程。1861年,第一封电报从纽约发出。
如图1-5所示,计算机芯片的价格迅速下降,遵循著名的“摩尔定律”。这条定律曾是个人电脑行业的金科玉律,即中央处理器的速度会每18个月翻一番。1985年,英特尔公司推出386中央处理器,使个人电脑具有了同时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有替代IBM大型操作系统UNIX的潜力;1989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486;1993年推出奔腾处理器。由于技术路线发展的极限,2009年后摩尔定律将不再适用,中央处理器将被理论上具有无限处理速度的“云计算”取代。
美国证券交易员塔勒布在其畅销书《黑天鹅》中认为,黑天鹅事件是超过任何想象的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它罕有发生,但一旦出现,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举了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后,“天鹅都是白色的”的信念被彻底地动摇了。一个黑天鹅事件的例子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造成2752多人罹难。开始美国CNN报道的是一架小型飞机碰巧撞上世贸中心,没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商用大客机。后来,在美国国会的《“9·11”事件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增强想象力。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事件,导致10万多人死亡或失踪。可是印度洋在过去多少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海啸,对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人们来说,海啸是超乎想象的黑天鹅事件。
彼得·德鲁克在1969年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劳动者出现——知识员工,他指出,世界正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我们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和以组织为关键结构的社会,知识员工的职业将由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决定,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惊呼:“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变了……”世界真的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变得似乎熟悉,又不大看得懂,充满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机会与挑战。这一切似乎来得很突然。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研一在《看不见的新大陆》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的大陆是大家看不见的,但是所有人都不能逃过它的影响,大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需要适应“看不见的新大陆”,并从中找到成功机会。
“你再想想,小妖精。这个理由不对。至于我恨艾希礼——我既不喜欢他,也不恨他。事实上,我对他和他这一类的人只感到怜悯。”
白瑞德接着说出一段经典的话:“不是因为失去了钱财,我的宝贝儿。我告诉你吧,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那个世界。他们如今好像鱼离开了水,猫长了翅儿。他们受的教育要求他们成为某一种人,做某一种事,占有某一种地位。李将军一到阿波马托克斯,那种人,那种事,那种地位就都一扫而光了。郝思嘉呀,瞧你那副傻样子!你想,现在的艾希礼,家没有了,农场也因交税的事而被没收了。至于文雅的绅士,现在一分钱能买20个。在这种情况下,艾希礼·威尔克斯能干什么呢?他是能用脑子,还是能用手干活呢?我敢打赌,自从让他经管木材厂以来你的钱是越赔越多了。”

第三次生产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

“唔,我没有兴趣。”
描写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前后的爱情小说《飘》也对人们适应变化作出了生动深刻的描述。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制造业集中在北方,南方经济主要是棉花种植,为“世界工厂”英国提供原料。美国北方凭借工业革命的实力击败以奴隶制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南方。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工业革命,战败后的南方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飘》的作者生活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对美国南方在战后的历史变迁应该说比较了解,又花费10年时间完成这部经典小说,应该说她笔下的人物命运有时代大变局下的真实性。
“不对!”
马云在推销“中国黄页”时曾被当成骗子,与比尔·盖茨1976年劝导同行为软件付费写的公开信被广为嘲讽一样,似乎都是商业天才必须承受的磨难。1999年,马云以50万元人民币建立阿里巴巴网站。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B2B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已经拥有阿里巴巴网、淘宝网、支付宝、雅虎中国、阿里软件、口碑网、阿里妈妈,构建了一个强大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网络服务系统,而且在C2C和B2C领域迅猛发展,提出超越沃尔玛的雄心壮志。马云提出,要将阿里巴巴做成一个能活102年的企业,所以阿里巴巴很注重贯彻企业文化,在其著名的文化“六脉神剑”中,“拥抱变化”就是一脉神剑。所以,阿里巴巴在2029年中国制造逐渐淡出后能否生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阿里巴巴B2B模式的成功对人类信息经济的里程碑意义。
但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必然来自现有技术的外部,是意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选择“制针的故事”,从制作针的生产流程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好处,而不是选择当时已经发明了的珍妮纺纱机,他不能预见到哪项技术有革命性的经济意义。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说,“当我请人们说出三项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新技术时,他们通常会说计算机、互联网和激光。这三项技术在发现时都是非计划的,出乎意料的,黑天鹅现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难预测”。
“是的,还加一点鄙视。你现在可以像火鸡那样叫唤,你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流氓,1000个顶不上他一个,怎么竟敢如此狂妄,竟然对他表示怜悯或鄙视呢。等你发完了火,我再向你说明我的意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催生孵化了大批高科技企业上市。生物技术产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已多于信息和工业获得的投资。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是全球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成立于1976年!创始人是风险投资家和生物化学家的经典组合,该公司于1980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纳斯达克上市,是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安进公司(Amgen)的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
无怪乎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惊叹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而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的寿命远超过企业和组织的寿命,职业转换成为必然趋势。
如图1-6所示,从1997到2001年,纳斯达克计算机指数比生物技术指数泡沫大得多,但另一方面,生物工程产业悄悄隐藏在信息技术的身后,积蓄能量,蓄势待发。2008年4月,在美国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总市值高达3600亿美元。虽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生物股缩水,进入阵痛式的调整阶段,但生物技术仍是不可忽视的新兴产业。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正处于“滞胀”的无奈境地,但以为经济体都处于这样的增长困境就错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早在197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率先出现了新经济。如图1-3所示,加州人均收入增长从1971年起明显增速,与美国整体经济当时出现的“滞胀”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工业经济时代。加州经济结构从1971年以来进一步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制造业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制造业劳动力占非农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15%下降到2008年的10%。因此,加州经济的新经济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由此也说明美国各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四次生产力革命:生物技术革命

由于技术革命爆发越来越频繁,产业寿命越来越短,给企业技术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997年,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了“摧毁性技术”的概念,就是本书所说的革命性技术。克里斯滕森认为,在面对某些类型的市场和技术变化时,公司无法保持其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克里斯滕森指出就算经营最好的公司,尽管他们十分注意顾客需求和不断地投资开发新技术,都有可能被新产业所打败。
“怜悯?”
“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值得帮助的,而艾希礼·威尔克斯……呸!在我们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里,他这样的人是无用的,是没有价值的。每逢这个世界底儿朝天的时候,首先消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不会这样呢?他们没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不斗争——也不知道怎样斗争。天翻地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一旦发生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个人的一切全都失去,人人平等,然后白手起家,大家都重新开始。所谓白手起家,就是说除了脑子好使手有劲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有些人,比如艾希礼,脑子既不好使,手也没有劲,或者说,虽然脑子好使手有劲,却顾虑重重,不敢加以利用,就这样,他们沉了底,他们也应该沉底,这是自然规律,除掉这样的人,世界会更美好,但总有少数坚强的人能够挺过来,过些时候,他们就恢复到大事变之前的状况。”
“太对了!哪个星期天晚上你有空,给我看看你的账本好吗?”
经济学已经注意到一种特殊但又根本性技术的存在,即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不同于一般技术,它有广泛的改进空间和市场应用,存在多种演化技术路径,与其他技术有互补性。通用目的技术会发生革命,带来生产力革命。例如,炼铁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出现和铁的应用使人类进入铁器时代;蒸汽机和电动机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们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1971年诞生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和之后出现的互联网也是通用目的技术,它们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概括说来,生产力革命是有效供给革命,是人类创造财富能力的飞跃,其核心标志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和广泛应用。
蒸汽机是工业经济的第一个通用目的技术,有广泛的应用空间。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是一名能工巧匠,在1765年制成了有分离冷凝器的单动式蒸汽机,后来瓦特对它进行了改进,1776年,瓦特把蒸汽机应用于抽水。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轮船上,造成第一艘商业蒸汽船。1819年,蒸汽轮船开始了第一次跨大西洋航行,帆船制造和运输受到毁灭性打击。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火车上。1831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铺设。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总结道:“铁路是工业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创造了新经济区域,也迅速改变了‘心智’地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拥有移动能力,第一次拓宽了一个平凡人的眼界。”纺织业、采矿业、造纸业、陶瓷业等工业部门,都先后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这就是所谓的“蒸汽时代”。
(女主人公郝思嘉问男主人公白瑞德)“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想你准是妒忌他吧。”她话一出口,恨不得把舌头咬掉,因为白瑞德仰天大笑,弄得她很难为情,满脸通红。
中国企业的寿命更是惊人的短。2003年经理世界年会上公布了两个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约为8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2005年,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有10万多家死亡,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

低龄化的产业

实际上,德赫斯没有看到企业短寿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企业自身,而在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命运,而决定产业命运的不在产业内部,而在产业外部。科学革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技术革命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导致产业寿命变得越来越短。人们关注企业的寿命,但对产业的寿命还缺乏系统研究。托夫勒的一张时间表是:1714年发明的打字机用了150年才被普遍运用,1836年发明的收割机用了100年时间才得以推广,而1920年左右发明的吸尘器、冰箱只用了34年时间就在全球普及了。这个让人眩晕的变化速度,托夫勒称之为革命。汽车取代马车成为美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在短短20年内完成。福特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从1908年的9%提高到1921年的60%,到1923年,几乎每一户美国家庭都拥有一辆福特汽车。

想象力经济

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工业革命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五角大楼的某个研究单位的科学家为了军事指挥方便而设计出Arpanet,20世纪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互联网前身。1994年,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WWW)出现,1995年网景公司上市,令互联网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比如维基经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援引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的维基软件(wiki),将由此衍生的“投入和共同创造”的经济命名为“维基经济(Wikinomics)”。1991年,芬兰人李纳斯·托瓦尔兹随手编写了一个名为Linux的操作系统软件,并公开了自己的软件源代码,允许成千上万的匿名程序员检视自己的系统,受到计算机专业人士的极大欢迎。Linux由一种非正式的“开发共同体”管理,并利用成千上万的志愿编程员的成果。由于Linux是免费的,以及改变的灵活性大,目前成为与Windows竞争的强有力对手。
人类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是无限的,而生产力进步和革命为满足人类需求创造了无限供给的可能性。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也可以唤醒需求。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或服务都是有价值的,是“想象力经济”。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出现新兴产业的“想象力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汽车、化工、石油、机械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增长放慢,而网络技术、生物工程和教育医疗等其他新产业则迅速崛起。信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已经把信息产业与第三产业分开,列入专门行业统计。以前人们以为只有商品才是国际贸易的主体,服务行业是不能进行远距离贸易的。但伴随着互联网络和宽带的出现,服务外包异军突起,比如美国用户在家里打客服电话,接线员却远在印度,这在20世纪90年代都无法想象。当然,以为第三产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产业分工,又会犯下“魁奈错误”。在22世纪,世界经济的统计一定还有无数个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产业。

艾希礼的悲剧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象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度过他78岁生日的时候,享受着世界对他的赞誉,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后来凯恩斯生动地解释了马歇尔的意思,“马歇尔夫人问马歇尔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马歇尔实际上想象了人类整体向其他星球迁徙,那时候,星际旅游是一个大产业。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飞行,怎样成功地躲避“黑洞”和远离“超新星”爆发成了最大的挑战。
“你见鬼去吧,而且用不着等你有空。你可以走了,随你的便吧。”
1930年,凯恩斯在世界大萧条时说:“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成见并没有跟上物质进步的步伐,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围环境的变化要远远快于我们自身的变化。时代的列车前进得太快,我们在车厢中东倒西歪,要是不赶紧挤上去,就会被摔下来。”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预言了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托夫勒认为,人类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深层心理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能够容忍的创新速度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就是“未来的冲击”,将“注定毁于一场巨大的转变性崩溃”。
新经济模式可能创造的财富形态和数量远远超过想象力。1820年后,工业的出现对人类社会来说是黑天鹅事件。1758年,弗朗斯瓦·魁奈在《经济表》中提出“纯产品学说”。他认为,工业只能改变价值的形态,不能增加价值的数量,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魁奈的错误就是他想象不到工业也是有价值的,更想象不到服务业的诞生。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该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进程。

黑天鹅和煮青蛙

他与猴子们商量早晚橡子的数目。这个人对猴群说:“我给你们每只早上3个橡子,晚上4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摇头,于是这个人又对猴群说:“那我给你们每只早上4个橡子,晚上3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过去人们常嘲笑猴子,认为猴子不懂算术,每天总量是7个橡子,“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以为猴子们很愚蠢,其实它们是很聪明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差别就在于从朝到暮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这个人可能在一天中午就破产了。在不确定性下,猴子们的“朝四暮三”选择比“朝三暮四”更安全更好。生产力革命的本质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天崩地裂”和“星移斗转”的事件,是超出想象的突发事件,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即“黑天鹅事件”。
在1820年之前的几千年内,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谁能料到,1820年后,一个黑天鹅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工业革命,在突然之间侵袭农业世界。从此以后,工业经济比农业经济人均创造的附加值更多,财富出现“井喷”现象,一些国家的经济突然从停滞转为高速增长。安格斯·麦迪森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05%,照这个增长速度需要14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能翻一番。1820年以后世界经济在工业革命下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套用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话来说,就是进入“起飞阶段”。如图1-2所示,1820年之后,英国人均收入首先爆炸性跃起,美国紧紧跟随,并在1900年左右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从1850年后也开始追赶英美。日本1870年后表现不凡。300年前,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而如今是75岁以上,日本则是世界上人的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达到80岁以上。遗憾的是,中国和印度从1820年到1950年对工业革命基本上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反应。
工业革命最先开始于英国,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导火索。1780年,每100磅棉花的纺织成本是2.10英镑,1830年竟然下降到0.13英镑;用农业时代的纺织机加工100磅棉花,要耗时5万小时,但用1825年英国的自动纺织机,只需要135小时!这是农业时代无法想象的。
人类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生物革命。尽管黑格尔断言“人类是地球上的匆匆来客”,人类还是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世界。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时速》一书中感叹道:“人类不是最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跑得最快的,我们的视力或嗅觉都不是最敏锐的。我们与自然界中许多凶猛动物相比却幸存下来了,这真令人惊奇。我们之所以幸存和昌盛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进化填补了认知这个角落。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建造房屋、创造农垦、驯化牲口、发展文明和文化、治疗和预防疾病。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帮助我们塑造了周围的环境。”比尔·盖茨没有想到,人类将塑造包括人类自身的生物世界。
消费者在面对无限的选择时,一套崭新的长尾商业模式也跟着崛起。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一书中说,在营销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二八定律”被颠覆了,公司的利润不再依赖传统的20%的重要客户产生80%的利润,而是原先被忽视的那80%的小客户。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80%客户产生的利润大大超过20%。举例来说,一家大型书店通常可摆放10万本书,但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图书销售额中,有1/4来自这10万本书排名以后的书籍,并且这些冷门书籍的销售比例正以高速成长,预计未来可占整体书市的30%以上。
郝思嘉感到他这些话有点耳熟。她隐隐约约记得听过类似的话,但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的了。她正在气头儿上,所以也没有多想。“难道他,还有休·埃尔辛,还有米德大夫,他们都幸福吗?他们比我父亲、比你父亲幸福吗?”
生产力革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确定性。中国单-色-书《经济观察报》2001年9月采访国际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时,采访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最害怕什么?”索罗斯答道:“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我相信,索罗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抓住其哲学要害的。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能精确地测量粒子的位置,因为测量必须用光子照亮粒子,一旦光子照亮粒子,粒子就会改变位置,所以就不能精确确定它的位置。同样,中国有“朝三暮四”的成语。其典故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每天给每个猴子一定数量的橡子吃,有一次这个人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不得不削减喂猴子的橡子数目到每天7个。
“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不忍心让你继续做你的美梦,以为我妒忌他。我怜悯他,是因为他早就应该死了,而他没有死。我鄙视他,是因他的世界已经完了,而他不知如何是好。”
英特尔是一家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全球唯一一个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央处理器(CPU)企业龙头的地位。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前董事长格鲁夫曾在1997年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一位天才的高科技企业领导人。2006年他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他的回答反映了一个高科技企业领导者对产业衰亡的担忧和面对困难的清醒。《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问:“你曾说过,包括英特尔在内的高科技产业正在经过一个‘死亡之谷’,现在英特尔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格鲁夫深刻地洞察到了计算机的硬件面临的革命,他回答道:“上一代的增长是受到了计算产业从集中计算的主机向分布计算的个人电脑的结构性转变的支持。这决定了整个产业的结构,决定了增长的机会,决定了软件包的机会。但是形势不同了。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软件,重新定义计算和通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仍然不理解新的框架,我想没人真正理解。但是有一些方面已经很清楚了。事情已经很明显,这是基于通信的,而不再是基于计算的。计算将从属于通信。另外,所有知识产权中以数字形式创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以数字形式储存和传输的比重也将增大。”《哈佛商业评论》编辑接着问:“从一种商业模式向另一种商业模式转变对领导人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一个不断转变技术的产业中,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格鲁夫坦率地承认英特尔对穿越“死亡之谷”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说:“我们中没人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尽管我有一些感觉。但是决策不等人。投资决策和个人决策不能等到形势明朗后再作出。在不得不作决定的时候就要作决定。别对这一过程太沮丧,因为你的职业必须承担这种责任。如果你自己觉得沮丧,就不能很好地激励员工。因此,你必须保持士气高昂,即使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应该说,格鲁夫是有远见的。对计算机硬件造成致命打击的技术革命或克里斯滕森所说的“摧毁性技术”肯定不是来自硬件,而可能是来自通信业,即“云计算”,中央处理业务不需要在一个芯片上集中处理了,而是通过有序联结的互联网。
在距工业革命爆发的1820年还不算太久远的1971年,又一个黑天鹅事件再次侵袭地球。1971年英特尔公司4004芯片的发明,标志着信息革命的开始。而此时,IBM总裁在1947年的预言“世界只需要几台计算机”仍言犹在耳。1972年夏天,从哈佛大学退学的比尔·盖茨对英特尔公司推出的微处理器芯片很感兴趣,他的想象力引导了他对新产业的远见:“让每张书桌上都有电脑,让每个家庭都有电脑。”
农业革命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相互独立地发生,农业革命随后缓慢向世界的其他地区扩散和蔓延。公元前7000年左右,中国有了最原始的农业,在土地上种植水稻、粟等粮食作物,饲养家禽,每年有丰收的喜悦。相传,神农炎帝发明了冶陶业,使人们能制造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轩辕黄帝和炎帝对技术的钻研预示了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擅长技术改进。《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炎帝“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礼记·礼运》生动记载了约5000年前黄帝和炎帝时代中国祖先从穴居到自建房屋,从吃生食到吃熟食,从穿羽毛兽皮到穿布帛的生活改进过程:“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大禹治水,表明中国人祖先开始定居生活,否则,中国古人就去躲避洪水而不必去治水了;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表明家庭已经出现了。约在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时期,开始有了青铜器,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使用铁器,铁制农具比铜制农具效率高多了,处于华北平原的大量土地首先得到开垦,中原经济总量扩大,中原文化开始崛起。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表明当时老百姓“有衣穿、有肉吃和有饭吃”的生活时尚和寿命可以达“七十”了。依靠郑国渠灌溉广大平原和商鞅变法,秦国农业经济获得了大幅度提升,有力支撑了统一六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秦国的兵力高达60万,一次用兵至少在半年以上。汉朝后,中国农业主要粮食作物由粟变成了稻米。与此同时,古印度利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平原条件和湿润的印度洋暖风,种植了水稻、小麦、豆类和棉花,并且织出了棉布,发明了“十进制”,取得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被凯恩斯称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他悲观地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马尔萨斯没有想象到工业革命的爆发,被工业改造的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早在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在剑桥的一个酒吧中想象出DNA双螺旋结构,就揭开了生物技术革命的序幕。生命科学中的遗传基因理论“遗传基础寓于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之中”的发表,激起了探索生物学过程的细胞和分子基础的艰苦的科学尝试,开辟了生物技术的新时代。1973年,DNA重组技术开始崭露头角。随后单体克隆技术不断突破。1999年,英国科学家成功地培育出克隆绵羊“多利”。

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农业革命

1878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在美国发动机的市场份额中,电力发动机从1895年的0上升到1915年的90%以上,对蒸汽发动机进行了革命性替代;1913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将传送带用在了汽车生产中,发明了流水线,工人只需要负责自己手中的零件装配就行了,相当于亚当·斯密“针的故事”。这样,组装一辆汽车的成本降低了近8倍,提高了效率,制造出了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1908年,福特汽车的售价是850美元。到1924年,福特汽车的售价已降至300美元,而当时马车的价钱则是400美元一辆。在短短的20年内,马车遭遇了灭顶之灾。不久,汽车已经成为工作、购物和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带来了城市化。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就开始演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定的永恒主题,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997年,长期在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工作的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开创性地对企业寿命作了研究,写出了《长寿公司》一书,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德赫斯发现,公司存在着高死亡率: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到1983年,由《财富》杂志于1970年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并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业。德赫斯同时观察到,长寿公司同样存在: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兰素、柯达、三井、住友和西门子等,可能是已知历史最长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已经存在了700多年之久。德赫斯认为,企业必须转变为学习型组织,才可能成为长寿公司。
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批评了经济学上的“无误主义者”。他说:“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托夫勒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不知道动摇财富大厦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革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产力革命是不容易察觉的,往往来自现有经济部门之外,超出人们现有的知识领域。例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也没有察觉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直到历史学家发现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大幅度跳跃时,才重新“发现了”而不是预言了工业革命,没有在经济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领略到康德称谓的伟大之美,不免留下很多遗憾。
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约翰逊博士注意到随着人类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许多人对发生在眼前的巨大变化无所适从,于是写出了国际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虚构了以奶酪为生的两个小矮人和两只小老鼠。突然有一天,奶酪不见了。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两只小老鼠的反应比两个小矮人要好。这个故事虽然简洁生动,但毕竟是虚构的。我下面引用的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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