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

序一 我们将如何“赶日超美”?

姚余栋政治经济

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我们再放眼看遥远一点,在过去20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中国之进步,漫漫其修远。我等学人,以笔为剑,在风雨如晦中顶风而行,携手并进,也算是一件快事。
是为序。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超日赶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苏联莫斯科开会,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他回头自己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将可达到4000万吨。于是,在几天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中国1958年有520万吨钢产量,再过5年,可达到1000万~1500万吨钢产量,15年后,可以达到3500万~4000万吨钢产量。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面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1978~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4.7%。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国强。
从这时开始,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6月,感觉形势一片大好的毛泽东把赶超时间大大缩短,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家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另一条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超日赶美”,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径逻辑?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连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20年乃至4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浮游着一个悲剧性的“赶超”往事。
姚博士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是学界第一次以2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欧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过《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当然,姚博士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做出了一道计算题。事实上,在这本著作中,他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在探讨一个更为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达到那样的赶超目标。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
我们是否需要“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本书的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50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来,而且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而我们将成为见证者。
姚余栋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又在省级政府任职。他是一个少有的具备了国际视野、满怀济世抱负、在学界有相当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2009年5月,就在姚余栋博士的这本新著进入最后一稿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条新闻很是靓丽,马上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为这个萧条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看到李教授的预测,我当即联想到姚博士在本书中给出的另外一个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长;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人。
这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尽管如此,我怀着对生产力革命的惧怕和憧憬,试图对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在工业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巨人的重新崛起作出一些猜测。南丹·尼勒卡尼说:“在183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世界的一半。印度和中国都同时错过了工业化这条船。现在两个国家看到了一艘新船,那就是信息化。一部分的现象只是追赶。”2009年,美国的GDP大约占全球的25%,而中印两国加起来还不到8%,中国和印度没有能力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如图4-13,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都开始迅速增长。如果我的预测是正确的,从2009年到2049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之一。2008年1月15日,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说:“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可以有信心地说,“龙象齐飞”将是人类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大景观。
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宣告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需求方面是重要的,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经济矛盾还是在供给方面,更进一步,是有效供给不足。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在马克思-库恩的世界里,生产力革命是必然的,又是黑天鹅事件,是人类永恒的经济挑战。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生产力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供给曲线将大幅度向右平移。在生产力革命面前,产业和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一个经济体的“好日子”也可能越来越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机遇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谁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谁就能后来居上。所以,预测未来国际经济大格局的长期变化是困难的。
曼库尔·奥尔森接着列出了若干历史事实: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伊斯兰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1900年左右,美国悄然超越英国,登上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1950年左右,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20世纪70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经济,再加上日本咄咄逼人的追赶,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无限风光的经济巨人精疲力竭。但谁也没能想到,美国经济率先走出长期困扰的“滞胀”,年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前西德等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实力相对有所回升。更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了长达8年的强劲增长,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惊人的低,经济“好得难以置信”。在一片对新经济的热切期待中,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投资下滑,美国经济硬着陆,可是美国消费依然故我,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印度的重新崛起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显著变化之一。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在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表达了印度对自身的定位:“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独立后,印度受苏联的影响,采用了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对经济采取了管制和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但这一经济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由于短缺经济的出现,印度政府开始发放各类“许可证”。从1947年到1991年这44年,印度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令人失望的,长期处于2%~3%左右的低水平,被称为“印度式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1997年之前,一个常用的词汇是——“东亚奇迹”。在过去30年,东亚是全世界非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人均收入持续上升的地区。自1980年左右开始,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逝去的时代”,如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和东欧的经济转轨困难。而东亚却是例外,东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如其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率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曾经蒸蒸日上的亚洲四小龙,一年之间,全都跌在地上了。即便经过几年的努力,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消化了银行坏账后,成就“东亚奇迹”的高投资率仍然不能恢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史中,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断爆发,给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家经济的兴衰极富戏剧性,有时也令人叹息不已。19世纪末,德国在统一后急起直追,迅速逼近英国的工业化水平。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开始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和日本经济已完全崩溃,然而,之后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前西德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中德国还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突然间失去昔日的荣光。1991年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经历着两个“失落的10年”。
为什么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过去1840~1948年的百年中却极为落后?为什么非洲的许多国家几百年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为什么拉丁美洲不少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近50年来经济却始终突破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农业革命是以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为先导的,为什么只有中国和印度农业经济侥幸延续?工业革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初在英国兴起,那时,英国收入水平远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维多利亚时代无比荣光,可与中国的大唐盛世媲美。从19世纪早期到1900年,英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给当时默默无闻的美国。今天,以人均收入而论,英国甚至已不在世界最富有的前10名国家之列,难以在短期内重振昔日雄风。
德鲁克说,“每个人都在谈‘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确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它和大多数人——企业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大有出入”。我从经济长期增长角度谈世界经济,因为它对人们生活福利最重要。
印度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印度著名的IT企业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有“印度的比尔·盖茨”美誉的南丹·尼勒卡尼说:“几乎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快、更便宜,也更好。”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红堡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起点上,世界期待着我们有所作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尽显身手。我们的发展已经没有外部约束。如果说还存在一些障碍的话,那也全部来自我们国内。”2008年1月15日上午,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题为《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的演讲中说:“20年来,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通过结构重组,变得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有利于发展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氛围,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还有一些行业也正在兴起,制造业和汽车配件业都颇具竞争力。印度新兴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投资海外”。2009年5月22日,曼莫汉·辛格在首都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再次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辛格表示,本届政府将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推进上届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解决就业等印度国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争取使经济增长率达到9%。
的确,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对单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绝非一帆风顺,存在长期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所剩几无的地步。
印度搞了40多年的工业化,结果令人失望。1991年,印度出现经常性账户危机,外汇储备只够支持两周的进口。时任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告诉总理拉奥,印度经济正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但这是一个机会,可能把“危机”转化为“转机”,大胆改变传统做法,造就一个新的印度。在总理的支持和印度议会的同意下,曼莫汉·辛格的改革举措获得实施。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赢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突然“井喷式”增长。1999年,蔓延全球的对计算机“千年虫”的恐慌又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印度的外包服务已经遍及全球,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印度承揽他们的软件业务。信息服务业成为撬动印度经济复兴的杠杆,令习惯于走工业化道路的世界各国大跌眼镜。
数据加载中...

章节目录